“讲故事的人”(莫言)的故事(35)——井底之《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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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故事的人”(莫言)的故事(35)——井底之《蛙》

“讲故事的人”(莫言)的故事(35)—— 井底之《蛙》

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看中了莫言的故事《蛙》,第一次把这个奖发给了中国籍作家。

2012128日,莫言在瑞典学院发表文学演讲,主题为“讲故事的人”。莫言在演讲中说:“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因为讲故事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获奖后发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坚信真理和正义是存在的。”

这些故事,包括了莫言的民族、国家、家乡、家族、家庭和他本人,以及这些故事的传播和演绎。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当然是“讲故事的人”(莫言)本身的故事。或许,这种比较真实的故事比莫言编写的故事具有更为深刻的历史内涵。

和所有的名人一样,这些故事,有真也有假;和所有的阅读一样,对同样的故事,从来是不同的视角有着不同的解读。下面,大于力求客观地从这些故事中抽取出“讲故事的人”(莫言)的故事,并力图从中解读出它们所蕴含的“真理和正义”。



(三十五)井底之《蛙》

前面说了莫言在《蛙》中不应该发生的时空穿越。这当然不是一般的笔误,因为从《蛙》的整个布局来看,时间安排是很讲究的,第一章写到文革结束,第二部从1979年写起。他之所以要把强迫结扎的故事“穿越”到了六十年代,应该是颇费一番心思的。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可以说的中国有史以来农村医疗发展得最快和最好的时期。为了落实毛主席的“6·26指示”,连著名的儿科专家周华康、妇科专家林巧稚都曾深入农村巡诊,可见动作和影响之大。作为那一段时间生活在农村的莫言,不但清楚当年以“赤脚医生”为标志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农村长期缺医少药的状


况带来的巨大变革,而且亲眼目睹过下乡的巡回医疗队在自己家里救自己母亲命的过程,却居心叵测蓄意地去抹黑那段历史,就不能不要受到人品和人格的拷问了。

除了不应该发生的时空穿越,莫言之《蛙》对新中国计划生育的基本认识也是一只井底之《蛙》。

中国为什么要实行计划生育?谁都知道人口多,底子薄,人口增长过快,吃饭问题都难解决的道理。正如莫言姑姑管贻兰说的:“中国人口这么多,不搞计划生育,一年高密就能生出一个乡镇。原来一个村两百多户,一年就能生六百多个孩子。地里的粮食生产跟不上人口增长速度”。新中国建立后,虽然粮食产量年年提高,但由于医疗条件大大改善,特别是在生育方面逐步扭转了农村的高出生高死亡状况,人口大增,所以平均下来还是上不去。遇上灾年,就不得不精打细算,乃至要饿肚子。试想,如果不搞计划生育,中国现在的人口达到十七、八亿,我们今天的生活水平会是怎样的状况?国家的综合国力又会是怎样的水平?

原国家计生委主任张维庆在总结中国的计划生育历史时,用了三个词:悲壮、曲折、辉煌。但是,莫言为了投人所好,在《蛙》中表现的不是悲壮和曲折,而是悲惨和悲剧,其中没有辉煌而只有荒唐。所以有人看后的评论是:“看了莫言的《蛙》才知道计划生育手段多残忍”。而让瑞典人得到的结论则是;“他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没有真理、常识或者同情的世界,这个世界中的人鲁莽、无助且可笑。”

深入一点来说,就是写“悲惨和悲剧”,莫言没有也没有找到其发生的内在原因。实际上,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虽然已经提倡计划生育,但并没有什么“悲惨和悲剧”现象。那时候的口号是:“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群众乐于接受。就是到了80代初提出的还是“奖励一胎,限制二胎,杜绝三胎”,并且要求干部起带头作用,群众并不反感。那时候,农村无儿无女的老人可以享受人民公社制度下的“五保”,“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开始动摇,因此农村计划生育的工作开展起来也不是很困难。

真正出现一些“悲惨和悲剧”的时候,就是在分田单干以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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