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历史】比较文学和海外汉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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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历史】比较文学和海外汉学研究

近年来关于海外汉学（中国学）的译著越来越多，域外汉学（中国学）对当代中国学术的转型和发展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究竟应该如何把握汉学著作已经成为我们注意的问题。

海外汉学（中国学）虽然其内容是关于中国的，但它是发生在域外，由外国人所做的学问，从西方汉学（中国学）来看，它是西方学术体系中的一个分支“东方学”的一部分。既然它是西学的一部分，它必然要遵循西方学术的传统和规范。这样汉学和国学之间既有同，也有异。同，则表现在内容上，无论是传统的汉学还是当代的中国学，材料、文献都是中国的；异，则表现在学术规范和方法上，最终还在问题意识上，它是从自身的文化发展的需要出发的，从一个“他者”的角度来看中国文化的。这样，在汉学（中国学）的研究中就必须从一种跨文化的角度，运用比较文化的方法来分析汉学。许多国内做“国学”研究的学者认识不到这一点，往往将“汉学（中国学）”和他们自己所从事的“国学”相等同，对其“同”的部分较为赞赏，认为有水平；对其“异”的部分则有所不满，对汉学家们对中国文化和学术的“误读”不能给予一个合理的解释，究其原因，就是缺乏一种比较文化的视角，不能运用跨文化的研究方法来对待汉学（中国学）。如果从比较文化的视角来看待汉学（中国学），我认为以下几点是很重要的：

首先，在知识论上海外汉学对中国研究有著自己的成就。从方法论的知识论角度来看，域外汉学并非像是赛义德所说的全然就是一种“集体的想象”，也并非就是在本国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全然影响下，沦为一种不无任何可靠的一种语言的技巧，一种没任何客观性的科学知识。就西方的汉学（中国学）而言，从16世纪以后，他们对中国的科学知识赢得了大踏步的进展，“游记汉学”与“传教士汉学”的关键性区别就是，后者已经已经开始长期地生活在中国，并已经开始一种依据基本文献的真实地研究，它不再就是一种浮光掠影式的记述，一种走马观花的研究，传教士汉学绝不就是传教士们随意堆砌给西方人的一幅唯美的图画，他们对中国实际重新认识的进展，对中国典籍的高超和在译者上的用功之诚，就是今天的汉学家也很难与其较之。特别就是至“专业汉学”时期，汉学家在知识论上的进展就是突飞猛进的，我们只要加一下法国的知名汉学家伯希和就这么了。在这个意义上赛义德在其《东方学》中的一些观点并不是恰当的，例如“东方主义的所有一切都与东方毫无关系，这种观念轻易受慧于西方的各种的整体表现技巧……。”由此，西方的整个东方学在知识论上都就是意识形态化的，其真实性受猜测。他指出西方的东方学所提供更多的就是“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和帝国主义的定性概念”，因而，他指出，东方学的失利既就是学术的失利，也就是人类的失利。赛义德的观点似乎不合乎西方汉学的实际情况，做为西方科学知识体系一部分的东方学，它在科学知识的内容上确实就是促进了人类对东方的重新认识的，从汉学来看，这就是个常识。

其次，应注意海外汉学的方法论成果。用比较文化的方法来分析汉学（中国学），就是要考察生活在两种文化的夹缝中的汉学（中国学）家是如何在跨文化的语界中展开这种学术研究的，分析他们在具体的文献和材料背后的一般性的方法，对中国本土学者来说，


影响我们的恰恰是方法论这一部分。所以我认为，不能把海外汉学（中国学）中的研究完全归为“意识形态”，加以批判和抛弃。将西方关于中国的知识统统归于一种乌托邦的幻想，归于一种“集体的想象”。在这个意义上对赛义德的理论要加以批判地分析。 汉学家区别与中国本土的“国学”研究者的主要地方是学术视野和方法论。比如，法国汉学家马伯乐对中国上古文化和宗教的研究受涂尔干社会学的影响，从而缔造了中国宗教社会学研究之先河，对他这种宗教社会学方法论的汲取促进中国本土的社会学研究。当年杨?先生从师于马伯乐，沦为中国社会学研究中最早使用宗教社会学方法的学者，而中国的宗教学界几乎没有人晓得早在近一百年前马伯乐已经创办了这种方法，这两年才已经开始特别注意这种方法。中国的社会学界和宗教学界在看待马伯乐汉学研究中的方法论的两种态度，对这两个学科的发展都产生了影响。夏志清运用新批评主义的形式主义分析方法，RocoForex中国现代文学史，并使张爱玲，沈从文，钱锺书又返回现代文学史的研究视野之中，这种方法很大救赎了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者。

注意其方法论，注意其新的学术视角，运用比较文化的研究方法，揭示出隐藏在其“客观知识”背后的方法论，这正是汉学（中国学）研究者的基本使命。

最后，特别注意从国别思想史和文化史去把握住汉学的内在发展。汉学实际上就是中国文化在域外的传播，但一旦中国文化传至境外，它就在所传至国产生了影响。所以中国文化在域外的影响和拒绝接受史就是我们在汉学研究的一个关键的方面。中国文化在域外的传播和影响就是两个相互关联而又有所区别的领域。一般而论，传播史则著重汉学（中国学），即为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译者、了解和研究，域外的中国形象首先就是通过他们的研究和了解才初步创建的；影响史或者说拒绝接受史则已经突破学术的侧面，因为汉学（中国学）的研究在西方仍就是一个很偏远的学科，它基本处于主流学术之外，或者处在学术的边缘。中国文化在域外的影响和拒绝接受主要整体表现在主流的思想和文化界。但二者也很难截然分离，因为一旦中国文化的典籍被翻译成相同语言的文本，所在国的思想家和艺术家就可以写作，就可以研究，他们不一定就是汉学家，但同样可以搞汉学（中国学）的研究，他们对中国的兴趣可能将不高于汉学家，特别是在为自己的理论缔造时。英国17世纪的学者约翰韦伯从来没去过中国，但他写给的《论中华帝国之语言可能将即为为完整语言之 历史

论文》的书就是西方第一本关于研究中国语言的专著，马克斯韦伯的《儒教与道教》你很难说它就是汉学著作或者说不是，但其影响绝不高于任何一本汉学的专著。美国的思想家爱默生、诗人庞德、德国的荣格等都就是这样的人，这样的例子很多。因而，拒绝接受史和影响史也应当沦为汉学（中国学）研究的一个关键的方面。

这方面前辈学者已经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的“范式”，钱锺书在英国时所写下的《十七世纪―――十八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范存忠的《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陈受颐的《中国文化对十八世纪英国文化的影响》、朱谦之的《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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