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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氓》到《孔雀东南飞》──论中国古代叙事诗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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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当前，中国提出了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其中文学复兴是重要的内容和途径。从这个背景来看，对古代叙事诗的发展进行研究，就不仅仅具备文学意义，而且还对当前中国文化的创新和发展起到积极的启发，并可能为当前文化的进一步繁荣提供有益素材。古代诗歌是我国古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多描述当时社会背景下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事件，加之语言和表达技巧的运用通俗易懂，因而口口相传，得到民众的认可并引发民众的共鸣。古代叙事诗有很多优秀的作品，并且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与西方古代诗歌的发展进行对比研究不难发现，诗歌的发展要经历“从重叙事到重抒情”的发展脉络。那么，我国古代叙事诗经历了什么样的发展历程？尽管叙事诗的形成时间不能确定，然而作为反映社会现象想文学作品，必然是基于当时劳动人民的创造实践，这种规律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都是毋庸置疑的。叙事诗基于特定的社会背景而产生，也会因应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为了了解古代叙事诗的发展，本文将选取春秋至东汉的代表作《氓》与《孔雀东南飞》进行研究。 二、中国古代叙事诗的形成历程
从原始社会开始便产生了描述生产生活情况的歌谣。在进入奴隶社会以后，乐曲等更为复杂的文学形式得以产生。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人类语言更加成熟，对社会和自然的认知也更加广阔，相应的记录、描述和表达也更加成熟，叙事诗最终得以形成。可见，古代叙事诗的形成大致经历了雏形、萌芽和发展这三个阶段。
（一）中国古代叙事诗的雏形——乐曲 在原始社会，部落或者氏族在劳动的过程中需要喊号子来鼓舞士气并统一节奏，这种号子经过发展逐渐具有一定的韵律。在祭祀活动中，具有一定韵律的号子配上模拟的劳动场景，加之打击乐器（如敲打木头和石头等），便是的祭祀活动具有一定的神圣性。在祭祀活动中的号子被记录下来便是早期的乐曲。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提升，生产规模扩大，部落及部落联盟向更高级、更复杂的形式发展，奴隶制国家得以形成。在奴隶制国家的祭祀活动中，乐曲会在不同的场合填入不同的词，从而可以对不同的祭祀事件进行记录。至此，乐曲具备了叙事的功能，这便是古代叙事诗的雏形，它会随着生产力及社会的发展不断演变。
（二）中国古代叙事诗的萌芽——农业社会的民间诗歌
与原始社会不同，农业社会以更加复杂、更加高级和更加稳定的形态发展。该社会形态下的语言和文字较为成熟，能够对生产、生活中的事物进行更好地记录和表达。周朝代替商朝以后，原本禅让制被世袭制替代，社会结构更加稳定，经过近800年的发展，农业生产（农业种植）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主流经济形态，在该经济形态下，人们能够对自身及社会的事务进行更多的思考，并能够更好地运用文字、乐曲进行记录。这个阶段是古代叙事诗的萌芽阶段，从后来保存下来的叙事诗的形成时间来看，这个阶段产生了大量描述爱情、战争、生产和英雄的民间诗歌。
（三）中国古代叙事诗的形成——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
西周灭亡以后，东周继续扮演着“中央”的角色，然而天子的控制范围逐渐减小，到东周末年，各诸侯国逐渐征伐不断，社会结构的稳定性被动摇，国家与国家之间从各个层面展开竞争。为了在争霸中获得更大的发言权，各个诸侯国对各地的民俗进行了汇集，这些汇集的民俗、歌谣经过后人的编撰，以《诗经》的形式面世。至此，叙事诗已经十分成熟，它对春秋战国及以前的社会生产、人民生活以及战争等事件进行了记录，经过传唱让当时的人们
能够认识更加广阔的世界。
三、中国古代叙事诗的发展
以《诗经》为标志，古代叙事诗成为成熟的文学形式。在此之后，叙事诗并没有停留在春秋战国的水平上保持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历史步伐的前行而不断变化。从西周初年、春秋战国、到秦朝、两汉，叙事诗的形式和内容都越来越丰富。接下来，围绕叙事诗的文化内涵，将对截止东汉的古代叙事诗的发展状况进行分析。
（一）周朝叙事诗——《氓》的文化内涵 《诗经·风·卫风》搜集了大量周朝时期的民间爱情叙事诗，其中较为代表性的是《氓》。《氓》的成诗年代大约在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卫是古国名，即今河南淇县一带。而西周最早建都镐京，成王时期兴建洛邑，后周平王迁都洛邑，史称东周，周平王即东周第一代君王。洛邑即是今天的河南洛阳，在古代，洛邑与卫国同属中原地区，因此，《氓》同样也能够代表周朝的文化。
《氓》体现出周朝时期民间男女浓厚、淳朴、烂漫而原始爱情味道。尽管周朝被后世推崇为礼乐盛行的时期，然而这并未压制男女之间的情爱。从《氓》的内容可以看出，在表达对意中人的思念时，主人公没有羞于表达，而是“不见复关，涕泣涟涟”。在被男主人公“背叛”后，女主人公的怨恨情绪也是直接而形象的表达出来——“及尔偕老，老使我怨”。这表明，在两周时代，整个社会的文化并不追求繁复，也不需要借助典故来阐述主人公自身的思想、观点和态度。同时也表明，在周朝时期的民间情感没有过多的掩饰、包装和压抑，较为原始和质朴，。
（二）东周末年的叙事诗——《楚辞》的文化内涵
作为诗歌汇集作品的《诗经》为诗人提供了良好的阅读和创作范本，然而这并没有促进古代诗歌的发展，相反，诗坛在此后长时间沉寂。直到东周末期，屈原（公元前340-278）将楚辞发扬光大，从而使得古代叙事诗迎来了第二个高峰。当时在楚地（今两湖一带）流行着一种句子长短参差、形式较为自且多用“兮”字的民歌，屈原充分运用了这种民歌形式，创作了以《离骚》为代表的许多优秀诗篇，这种带有浓郁楚国地方色彩的文学体裁，被后人称为楚辞。东周末年的民间诗歌有了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方面在保留叙事色彩的同时具备了更多的抒情功能，另一方面，民间诗歌更多的是由文人创作的，其创作者不再是以“无名氏”为主体，而且这些创作者的贵族身份明显。屈原本人来自于与楚王同姓的贵族家庭，且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因此严格来说屈原算是文人，而他创作的诗作也有别于民间诗歌，是我国最早的文人诗作。在屈原的作品中，有些几乎全是抒情，叙事功能不明显，因而不被后世认为是叙事诗。然而，他的作品仍然有大量的优秀叙事诗，其代表作品有《东皇太一》、《湘君》、《湘夫人》等。
屈原的叙事诗多描写楚地的祭祀场景，通过“神化”的形式刻画了东周末年楚国的社会人文，并带有强烈的抒情氛围。以《湘君》和《湘夫人》为例，这两首诗歌来自《楚辞·九歌》，是为了祭祀楚国水神而创作。湘君和湘夫人是传说中楚地的水神，两首诗歌分别以湘君思念湘夫人的语调去写，描绘出那种驰神遥望，祈之不来，盼而不见的惆怅心情。《湘君》和《湘夫人》是由一次约会在时间上的误差而引出的两个悲剧，但合起来又是一幕两情相悦、忠贞不渝的喜剧。说它们是悲剧，是因为赴约的双方都错过了相会的时间，彼此都因相思不见而难以自拔，心灵和感情遭受了长时间痛苦的煎熬；说它们是喜剧，是由于男女双方的相恋真诚深挚，尽管稍有挫折，但都没有放弃追求和期盼，所以圆满结局的出现只是时间问题。当他们在耐心平静的相互等待之后终于相见时，这场因先来后到而产生的误会和烦恼必然会在顷刻间烟消云散，迎接他们的将是湘君在幻觉中所感受的那种欢乐和幸福。
可见，到东周末年，叙事诗已经具有了强烈的抒情功能，以《楚辞》为代表的作品表明叙事诗不再是单一的“叙事”，而是朝着更加多元的内容、形式和功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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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