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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
叶嘉莹少年时就表现出兼具悲悯与智慧的“诗心”。这得益于她的家庭教育。旧学修养极深的伯父是她的启蒙之师。伯父给了她一本诗韵,教她“一东,二冬,三江,四支……”在她10多岁时,伯父就出题让她作诗。叶嘉莹记不起自己第一首诗的全部细节,只记得那是一首关于月亮的诗,用的是十四寒的韵。
王国维曾有一句感叹:“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叶嘉莹忧患不断却成就斐然的一生,正是对这句话最好的注解。
自少年时代,叶嘉莹就经历了国仇与家难的双重变故。她一生少有安稳的日子,经历了3次大的灾祸。17岁丧母,让她比一般人更早明白了生死离别之意。
1948年,她随丈夫渡海抵台。台湾当局施行白色恐怖政策,丈夫因思想问题入狱,她和幼女也一度被拘,政治风暴让她无以为家。那时,她常常做“回不去”的梦。梦中回到老家北平的四合院,但所有门窗紧闭,她进不去,只能长久徘徊于门外。她还常常梦到和同学途经什刹海去探望老师顾随先生,却总是迷失在又高又密的芦苇丛中。
几年后,丈夫出狱,却因长期囚禁性情大变,动辄暴怒。为了老父和两个读书的女儿,她辛苦教书维持整个家庭,极尽忍耐,以平静示人。
王安石的《拟寒山拾得》把她从悲苦中提振了起来。其中一句,“众生造众恶,亦有一机抽”,如当头棒喝。她跟自己说,要把精神感情完全杀死,杀死了,就不会再烦恼。
“我们在大时代的战乱变化之中,真是身不由己。把你丢到哪里,就落到哪里,都不是你的选择。”在一篇文章中,她提出“弱德之美”的概念,说诗词存在于苦难,也承受着苦难,因此是“弱”的;但苦难之中,人要有所持守、完成自己,这是“弱德”。她说自己一生没主动追求过什么,面对不公和苦难只有尽力承担。她极其坚韧,“把我丢到哪里,我就在那个地方,尽我的力量,做我应该做的事情”。 1969年,叶嘉莹携全家迁居加拿大温哥华。
“我的忧患总是接连而至的。”在一次讲座上,她念起一首诗的诗引,“1976年3月24日,长女言言与婿永廷因车祸同时罹难……”她左手拿着讲稿,右手撑在讲台上,短暂地沉默了一会儿。
“平生几度有颜开,风雨逼人一世来”,“痛哭吾儿躬自悼,一生劳瘁竟何为”。她叹命运不公,反思劳瘁一生的意义。“我半生漂泊,辛辛苦苦维系着我的家庭,而我的大女儿和大女婿居然遭遇了这样的不幸。”
经过这一轮苦难,叶嘉莹突然觉悟,“把一切建在小家、小我之上,不是终极的追求和理想”。
1978年春天的一个傍晚,她独自穿过一大片树林去投一封寄往中国的信。在那封信中,她向中国政府申请回国教书。她说自己一生“很多事情没有选择的余地”,而这次是她唯一一次主动争取。从家中出来时,树梢上还有残阳余晖;往回走时,天色全暗了。那个黄昏,她一直在思索如何对待余下的日子,“唤起了我年华老去的警醒”。她当时写了两首诗,其中有这样两句:“漫向天涯悲老大,余生何地惜余阴。”
1979年,她收到中国教育部批准她回国教书的信,安排她先去北大教书,不久后又应李霁野先生之邀去了南开。每年3月,温哥华的大学停课放假了,她就回到国内讲学。如此奔波30多年,直到2014年,她决定不再越洋奔波,定居在南开。 “所以我就回来了。”叶嘉莹放下讲稿,露出了笑容。
莲心不死
回忆初回南开时的讲课盛况,叶嘉莹依然很兴奋:“那个房间里坐得比现在还满。”她朝台下比画着。台阶上、窗台上都坐着学生。 叶嘉莹白天讲诗,晚上讲词,学生听到不肯下课,直到熄灯号响起。她写了“白昼谈诗夜讲词,诸生与我共成痴”的句子,形容当时的场面。
“文革”刚过去,学生对于新知和旧学,尤其对承载着真善美的诗歌,有极大的热情。叶嘉莹继承了她的老师顾随先生的讲课风格,“纯以感发为主”,全任神行,一空依傍,注重分享心灵感受。
这是很多学生和教师闻所未闻的教学方式。课后,有很多学生给她写信。徐晓莉是其中之一,她写信告诉叶嘉莹,听了她的课,“我的人生就这样开始改变了”。
叶嘉莹在诗词教学中投入了深情。每次讲杜甫《秋兴八首》,念到“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二句,总因为长久思念故乡而泪水涌动。学生钟锦说:“她不是把它(诗词)作为一个客观的学术对象,她是把学术、诗词本身和她自己的生命融为一体了。” 得知她有回国定居的打算,一些海外诗词爱好者与南开大学校方联系,出资为她在南开盖了“迦陵学舍”,名字取自她的号“迦陵”。她喜欢南开马蹄湖的荷花,于是学舍就建在湖畔不远处。她的母校辅仁大学当年在恭王府,师生常在海棠树下作诗。恭王府的工作人员移植了两株西府海棠栽在学舍院子里,满足了叶嘉莹的怀旧之思。
“现在已經完成了。”她露出笑容说,“所以我很高兴。终于有了一个归来的所在。”
叶嘉莹现在依然独立生活。她说自己有诗词为伴,不需要人陪。她对诗词投入了最多的情感,其外的事情,她都不在乎。她经常引用《论语》的话,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如今,学生是她最亲近的人,他们傍晚陪她散步,她生病的时候他们在医院照料。
叶嘉莹形容自己是受了“旧道德、新知识”教育的人。这让她形成了遇事退让、平和不争的性格气质,但该做的事情她会做到最好。她自己不争,也要求学生不争。别的导师会为学生发论文托人、打招呼,她却不肯为学生到处请托。在功利倾向日益明显的学术界,她的学生发论文自然就没有别人的学生“便利”。但她坚信,好的东西,不需要走后门,别人自然能识得它的好。她公开对外说:“给我做学生就得吃亏。”
叶嘉莹心里清楚,诗词在现实世界里不能直接带来利益。前些年她收了一个学生,原本是学法律的,爱好诗词。叶嘉莹收了,但劝对方法律也继续学,因读诗词不好找工作。好在她的学生们也不为功利而来,能沉下心追随她,甚至有几位数十年来一直追随在她身边。 近些年,她把在海外多年的教学资料、录音录像一箱一箱地往回搬。其中包括她学生时代听顾随先生课时记的笔记。动荡岁月中,她曾把这些笔记宝贝似的带在身边。它们现在已由顾先生的女儿整理出多种著述。至于近年带回来的许多资料,她希望自己能在短暂的余年中,把它们整理出个样子来。
从55岁第一次回国教课至今已有39年,她仍觉得太短,感叹自己回来晚了。现实景象提醒她时间在流逝——每年秋天回到南开,马蹄湖的荷花凋了大半。早年她就写过这样的诗句:“甘为夸父死,敢笑鲁阳痴。”她解释道:“夸父是追太阳的。我没有什么大的本领,也没有什么大的学问,我也做不出什么大事来,但是我真的喜欢诗词。我看到了诗词的好处,我应该把我见到的好的东西说出来、传下去。”
叶嘉莹写过一首《高枝》,其中有这样两句:“所期石炼天能补,但使珠圆月岂亏。”诗中包含了她晚年的心愿——炼石补天般地传承中国古典诗词;也表达了对年轻人的期待,生怕他们对诗词之美无知无觉,“如入宝山,空手而归”。
诗的后一句来自民间传说。相传海中蚌壳里的珍珠圆了,天上的月亮也就圆了。叶嘉莹将其义引申开来,说只要每个人内心的“珠”是圆的,那天上的月亮就是圆满的、不亏的。她放下讲稿,望着台下说:“我虽然老了,还是有这种痴心在。”
《考古》杂志刊登的一篇报道,让她相信古典诗词文化终能“珠圆月满”。因为报道说,两颗从汉朝坟墓中挖出来的莲子,在精心培育之下,奇迹般地长出了叶子、开出了花。“莲花落了有莲蓬,莲蓬里边有莲子,莲子里边有莲心,而莲心是不死的。”叶嘉莹受其鼓舞,写了一首《浣溪沙》,词中说:“莲实有心应不死,人生易老梦偏痴。千春犹待发华滋。”
此后,在很多场合,每当人们问起她对诗词文化未来传承的看法,白发苍苍的叶嘉莹总是复述这个故事作为回答。
《浣溪沙·为南开马蹄湖荷花作》:
又到长空过雁时,云天字字写相思。荷花凋尽我来迟。
莲实有心应不死,人生易老梦偏痴。千春犹待发华滋。 “卅载光阴弹指过,未应磨染是初心”。
悲欢一例付歌吟,乐既沉酣痛亦深!莫道后先风格异,真情无改是词心。
诗歌的最大的作用,是要让你有一颗不死的不僵化的心灵。
近处有道,拾道身旁 广州铁一中学 姚智勇
古人云:“道在迩,而求诸远。”明明近处有道,却舍近求远地去远方求道,令人费解。
道者,道理、真理也。拓展开来说,亦是启示与发现,是思悟或实践得来的经验结论。道若是世界上客观的、本质的事物,道与道之间就没有实质上的区别;道若是私人化的、个性化的事物,那么去哪里求取会不一样呢?多数人求道,往往看重一“求”,翻山越岭,踏遍大江南北,艰难得道,却忽略了近处有道。拾道身旁,才不失为上策。
近处有道,拾道身旁,往自己身上寻,往更贴近自己内心的地方寻。明代心学家王阳明按理学“格物致知”的方法寻道,独坐幽篁,面朝竹子七天七夜,却始终没有悟出世间真理。他一时醒悟过来,方知道本在心中,人应该花更多的时间去摸索自己的内心。为此,他大力发扬心学,鼓励世人内心悟道,而非盲目求远,行为虚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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