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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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作者：张景山

来源：《时代报告》2013年第05期

青年·梦

少年周恩来曾立下“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伟大理想。在影响深远的五四运动期间，周恩来带着炽热的爱国之情从日本留学归来，投身运动；遂又带着深沉的爱国之情赴欧勤工俭学，再次寻求救国救民之道。

周恩来用毕生精力实现报国之志，终成一代伟人。

周恩来，生于1898年，1913年入天津南开中学读书，1917年留学日本，1919年回国。在天津参加五四运动，并组织进步学生团体觉悟社。

1920年，他远赴欧洲，在法国、德国勤工俭学，在旅欧学生与工人中宣传马列主义。1922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书记，并参加中共旅欧支部领导工作，对早期建党、建团工作起了重大作用。 少年老成

周恩来，生于江苏淮安府山阳县（今淮安市）。他的祖父是绍兴读书人，绍兴师爷名声在外，淮安周家就是由绍兴迁徙而来的。

他出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去世。因为祖父生前不事生产，到了周父这一辈，只能靠房产和微薄的收入维持生活，日渐拮据。父母为周恩来——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取乳名为“大鸾”，大鸾是传说中的一种神鸟，只要大鸾现身，天下便会安宁。在周恩来不满一周岁时，叔父病重，“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叔父如果没有子嗣就死去是无颜见祖先的，牌位也不能上祭坛。为了“冲喜消灾”，周恩来被过继给叔父。

从4岁开始，周恩来跟随叔母识字和背诵唐诗，5岁入私塾读书。叔母出身于书香门第，擅诗文书画，略懂医理。她常给周恩来讲神话故事和一些唱词。6岁那年，周恩来一家搬到外祖父家居住。大家庭里难免有磕磕碰碰，虽说“清官难断家务事”，但是周恩来的生母凭借自己的精明能干，总能公道地解决纠纷。周恩来常跟随生母去解决纠纷，耳闻目睹了母亲的办事公道，并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周恩来在私塾一边念书，一边大量地读小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徜徉。“我读的第一部小说是《西游记》，后来又读了《镜花缘》《水浒传》和《红楼梦》。”正当他有意识地孜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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倦地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时，两个母亲相继去世，父亲和伯父长年在外谋生，一位叔父偏瘫﹑一位叔父早逝。身为长子长孙的周恩来不得不带着两个弟弟回到淮安老家居住，他过早地用稚嫩的双肩挑起了生活的重担。为了养活自己和年幼的弟弟，他强装笑脸靠典当借债主持家事，养成了少年老成的稳重性格。

1910年春，12岁的周恩来随伯父到东北求学，转入新建的奉天第六高等小学堂。此时正是形成人生观和世界观的重要时期，他告别了私塾生活，进入新式小学堂，对一切都充满好奇。那些新鲜有趣的课程，诸如国文、算术、历史、地理、音乐、美术和体操，真正激活了少年渴望窥探世界的心。这一年，国内时局风云变幻，处在破旧立新的关键时刻。周恩来在老师的影响下坚持读书看报，及时了解国家大事。“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的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从受封建教育转到受西方教育，从封建家庭转到学校环境，开始读革命书籍，这便是我转变的关键。”

辛亥革命爆发后，周恩来带头剪去辫子，并接触进步书籍。他读光复会领袖章太炎的书和同盟会的杂志，读康有为、梁启超的文章。无论是章太炎难懂的古体文，还是梁启超的近体文，周恩来都认真阅读。虽然进步刊物的思想侧重各有不同，但朴素爱国的道理是一脉相承的。周恩来的眼界随着阅读拓宽，思想得到升华，对事物有了自己独特的理解。当其他同学还从未想过为什么要念书时，周恩来已经明确地提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学生运动的主要组织者

由于伯父工作调动，周恩来于1913年随之迁往天津，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南开中学。南开中学是一所仿照欧美方式开办的私立学校，由严修创办，张伯苓担任校长。周恩来的学费起初由伯父供给，后来靠学校的奖学金。周恩来十分珍惜学习机会，他为自己制订了五个“不虚度”的要求：读书不虚度，学业不虚度，习师不虚度，交友不虚度，光阴不虚度。“南开的教育，是正常而自由的。”周恩来喜欢文学、历史，对政治感兴趣，对数理也有兴趣。总之，“喜欢能说理的东西，不喜欢死记的东西”。他的作文曾被评为全校第一名，得到“用笔遒劲，布局绵密”的评语。

因为南开有集会结社自由的便利条件，周恩来参加组织“敬业乐群会”，取“敬重学业，联络感情”之意。他主编《敬业》会刊、《校风》周刊，发表小说和时事评论性文章。周恩来活跃在校园内外：他参加新剧团，扮演女角登台演出；参加学校演讲会、江浙同学会并分别当选为副会长和会长。1915年，周恩来参加了反袁运动，反对“二十一条”卖国条约。他组织同学演讲、募捐，在“当时南开全校学生有政治兴趣的还不多”的情况下，青年周恩来已经显示出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

南开中学毕业后，周恩来认为自己应该继续深造，他筹划考官费留学生。既是官费，求学费用可暂不考虑。而伯父早已无力负担学费，又去哪里筹措远渡重洋的旅费呢？幸好爱交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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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周恩来为人诚实可靠，一些友人愿意向他提供路费。“我去日本念书是自修，生活费用靠朋友供给。”在临别时刻，他给同学赠言说：“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

早在国内，周恩来就了解到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国力大增。初到日本的的周恩来想要实地了解日本的发展情况，探究“中国是否可以实行日本的社会模式”的问题。周恩来看到日本灯红酒绿的的城市风光，也更多地看到无业大军呆滞的目光。他渐渐否定了强权救国的想法。周恩来不喜欢条条框框的东西，枯燥的日语学习是件令他头疼的事。周恩来在沮丧中猛然发现一直未受自己重视的《新青年》上竟然登载着一篇篇充满激情和正义的文章，它们排山倒海般震荡着他，新思想、新文化令他豁然开朗。周恩来手不释卷，“晨起读《新青年》，晚归复读之”。正当周恩来准备应考之际，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了。他在报纸上看到宣传介绍十月革命的文章，逐渐接触并研究马克思主义，先后阅读过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精髓》、约翰·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堺利彦创办的《新社会》等杂志。日本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河上肇的《贫乏物语》和由他出版的个人杂志《社会问题研究》，深深吸引着周恩来，他的思想开始向马克思主义倾斜。1919年，《凡尔赛条约》的签订最终促使周恩来放弃在日本的学业回到祖国。

中国爱国学生发起了影响深远的五四运动，这场运动由北京迅速扩展至全国，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回国不久的周恩来积极参加了天津学生组织的示威游行。为把运动引向深入，他搬进南开校园，和学生运动的骨干分子同吃同住，团结一致，还以南开大学校友身份创办了《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建立起天津学联自己的舆论宣传阵地。周恩来在报上发表文章大声疾呼 ：“国民啊！黑暗势力排山倒海地来了！我们要有准备！要有办法！要有牺牲！”富有感召力的文章深受学生欢迎，学联会长马峻称赞说：“你的社论真鼓舞人心，这比只站在人群前面大喊一阵有用得多。”

为支援山东人民的爱国斗争，周恩来与天津各界人民代表到北京总统府门前示威，他负责后勤供应和宣传。反动军阀强行逮捕了天津学生代表，激起更大规模的学生反抗。经过露宿请愿，代表终于被释放。在胜利返津途中，周恩来、邓颖超、谌志笃、马骏等学生提议组成一个更加严密独立的团体——觉悟社，以便领导天津学生进行爱国运动。周恩来提议出版不定期小册子《觉悟》，并起草了《觉悟宣言》。周恩来是觉悟社的中坚力量。

“五四”时期，周恩来已经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成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之一。周恩来自己曾说 ：“我从事革命事业，正如中国一般知识分子一样，经过了从封建家庭转到受西方学校教育，然后变成社会主义者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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