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著名的考古学家

2023-03-24 14:31:10 文档大全网 [ 字体：小中大 ] [ 阅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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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著名的考古学家

裴文中，中国史前考古学家，古生物学家，192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裴文中一生最大的贡献就是在北京周口发现了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主持了周口古人类文明遗迹和山顶洞人的发掘工作，首次提出了中国的旧石器时代的存在，指出中国人是由本土的远古人类进化而来的，不是从欧洲迁移过来的，是自成一体的，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人曾将裴文中逮捕、严刑拷打，追问北京人头盖骨的下落，但是，裴文中老先生宁死不屈，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期间，值得我们尊敬。

裴文中认为，劳动手段遗物的研究是恢复社会生产发展状况的可靠物证，如何鉴定人工制品和非人工物，成为史前考古学理论和实践的关键。裴文中以敏锐的观察力和认真的对比实验，在周口店发掘中便从岩石痕迹上弄清了人工打击和自然破碎的区别，从而明确中国猿人石器的存在。在法国留学期间，裴文中结合人工打击的实验及国外收集的自然破碎的岩石标本，深入分析人类制作的石器与自然形成的“假石器”之间的根本区别。以“史前人类使用的硬岩石的破碎和形成中自然现象的作用”为题的博士论文获得学术界的好评，它既为“曙石器”的破产作了有力的诠释，又在史前考古方法论上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裴文中在周口店的发掘标本和新生代所藏标本的基础上研究分析非人工破碎的骨化石，并指出其成因包括啮齿类动物咬碎的骨化石、食肉类动物咬碎的骨化石及其所呈现的食肉类动物爪痕、骨骼腐蚀后所出现的曲纹以及化学作用和水蚀作用的变形等，以物标本为依据并通过实验证明的观察使非人工破碎骨化石的性质和特征更加明确。裴文中对中国旧石器时代的文化体系和年代分期也作了开创和深入的综合研究。1937年美国费城举行了早期人类国际学术研讨会，会上裴文中宣读的“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是中国学者首次发表的全面总结，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重视。这篇论文把中国猿人文化、河套文化和山顶洞文化列为早、中、晚三个阶段，奠定了中国旧石器文化的分期基础，并指出它不同于欧洲的旧石器文化。1955年、1959年和1965年，他发表了一系列总结性论文，根据新的发现和研究，不断扩充其内容和提出新的认识，如用水洞沟文化和萨拉乌苏河文化来代替过去的河套文化等。裴文中对中国旧石器文化的体系和分期的论述领域的轮廓和基础，在中国旧石器时代的研究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裴文中还把研究领域扩大到中石器和新石器时代，为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发展做出贡献。《中国史前时期的研究》一书便是具体的代表。中国的中石器时代是裴文中首先提出的研究课题。1935年在广西发现大批打制石器和个别的磨制石器，共生的动物又是现生种，裴文中提出这些遗存可能属于中石器时代。1943年裴文中在内蒙古调查试掘，否定这里属于旧石器遗存，把该遗址和黑龙江哈尔滨顾乡屯都作为中石器来处理，并强调细石器在这个时期的作用。在上述论点的启示下，随着新发现的增多，有关细石器的起源、时代和分布等有了更深入的认识，裴文中的开创之功诚不可没。有关新石器时代考古，裴文中也做了不少野外工作。1947年他在甘肃渭河上游，西汉水流域、洮河流域及兰州附近做了三个月的调查试掘，共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达93处之多。通过这次调查，对甘肃史前遗存的分布、分期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并对过去的错误有所纠正，对JG安特生Andersson所谓“六期”体系作了首次的突破。1948年他又继续在甘肃河西走廊和青海湟水流域以及

青海湖附近做了三个月的考古调查，对这一带遗址的分布、分期以及史前时期的“丝绸之路”等，都有了更深入的认识，特别是沙井文化的命名又是对“六期”说的再次突破。裴文中同时还注意到某些器物的考古研究，如论述陶鬲和陶鼎的论文1947便是一例。该文首先对三足器的定义、分类及有关部位的名称及其演化趋势进行了阐述，并指出鬲、鼎的形制为中原文化的代表，而边陲地区的变形鬲则受到黄河流域的影响，这是国内以陶鬲和陶鼎为专题的最早论文，树立了器物类型学研究的典范。

李济，提起李济，可能人们不太熟悉，但是说起河南安阳殷墟，那可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1918年李济毕业于清华大学，后到美国留学，学成归来后，任教于清华大学，李济一生最伟大的贡献就是主导了安阳殷墟的发掘工作，因为阴虚考古遗址的发掘，一下子将中国的历史提前了几百年，为中国的五千年文明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直至今日，它依旧被视为人类文明史上最重大的发掘之一。

1928年至1937年，他主持了震惊世界的河南安阳殷墟发掘，使殷商文化由传说变为信史，并由此将中国的历史向前推移了数百年。直至今日，它依旧被视为人类文明史上最重大的发掘之一。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名字———李济。我们关于商代的知识很大程度上是由李济给我们划定的。他领导的安阳发掘，对20世纪整个下半世纪的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影响———包括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所长夏鼐、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所长高去寻在内的中国考古学界领袖人物，都是在安阳接受的考古学训练。

已故的考古人类学大家张光直以台湾中研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教授的权威身份，曾对自己的导师李济做过评价：近60年的岁月里，一开始作为中国考古学之父，随后又作为中国考古学掌门人，他的学术思想一直在中国这门学问的发展中占据支配地位。

如果不将张光直所说的“中国学界”缩小为台湾学界，那么他的判断显然过于乐观了。李济在1948年年底随史语所迁台，这一选择很难以优劣论，但其所造成的尴尬局面却是显而易见的。

郭沫若，中国近代著名的文学家、历史学家，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1949年，郭沫若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会主席，郭沫若的成绩不仅局限于文学方面的成就，在考古学方面贡献也很大，他所写的《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直到现在也是中国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参考书籍，但是因为挖掘了明神宗朱翊钧皇帝的定陵，造成了文物的损毁，而饱受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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