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刊的四种理论

2022-05-02 11:24:15 文档大全网 [ 字体：小中大 ] [ 阅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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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的四种理论

绪论部分，本书所用“报刊”一词，是指一切公众通讯工具而言，本书要谈的问题是：为什么报刊成了现在的样子？为什么它为不同的目的服务？为什么在不同的国家里报刊的形式又有极大差别？各个国家的报刊存在的差异的原因，一方面反映了一个国家资助它的报刊的能力，能够投入公众通讯中的技术水平与财力物力，以及使报刊流通更容易、更需要的都市化的相对程度；另一方面，不同国家报刊的差异，只是反映人们在不同地方的工作情况以及他们的经验引导他们要读什么样的报纸。但是，这些差异还有一个更基本和更重要的原因即本书的论点：报刊总是带有它所属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形式和色彩，特别是报刊反映一种调节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社会控制的方式。

我们要想全面地了解各种报刊书籍体系中间的差异，必须考察报刊活动于其中的社会制度。但要知道不同的社会制度与报刊的真正关系，我们还得注意社会所固有的某些基本信念和假设：人的本质、社会和国家的性质、人与国家的关系、知识与真理的本质。因此，最后的分析表明：报刊体系间的差异，是一种哲学上的差异。自从公众通讯工具出现以后,在文艺复兴时代,只有两种报刊的基本理论,或者说有四种,这要看我们怎样估计它们。我们已经写了四篇文章论述它们,并且力图说清楚后两种理论只是前两种理论的发展或修正。四种理论分别是：集权主义理论、自由主义理论、社会责任理论、苏维埃理论。

集权主义理论是最老的一种。它是在印刷术发明之后不久的文艺复兴后期的集权主义气候下的产物。这一理论的研究者赛伯特认为，在那个社会里，认为真理不是人民大众的创造，而是几个处在指导地位上领导别人的聪明人的产物。因此有人认为真理是聚集在权力中心的近旁的东西。报刊的作用是从上而下的，当时的统治者用报刊把他们认为人民所应当知道的事情和他们认为人民应当支持的政策报道给人民。私人只有经过特许才能取得报刊的所有权，而这一特许状在任何时期，当支持皇室政策这一义务如果被认为没有履行，可以随时被撤销。因此出版是权力机关与出版人中间的一种协定。在这个协定中，前者颁给后者以独占权，而后者则给予前者以支持。但权力机关保留制定政策和改变政策的权力，颁发许可证的权力，以及在某种情况下检查新闻的权力。显然，关于报刊的这种概念，和我们今天认为报刊的一种最普通的功能,即监督政府的责任是不相容的。

随着政治民主与宗教自由的增长，自由贸易与旅行的扩展，自由放任主义经济的被接受等破坏了集权主义理论，引起一种报刊的新概念。这种新理论发端于十七世纪末期，实际成立于十八世纪，盛行于十九世纪，那就是我们称之为自由主义的理论。自由主义理论的一系列代表人物：英国的弥尔、洛克、米尔等和美国的杰佛逊等人的思想对自由主义新闻理论的形成

有重要影响。自由主义理论把集权主义理论中人与国家的关系颠倒过来。人不再被看做是受别人主宰的附属品，而是能够在面对着矛盾的事实或有所抉择的时候，分辩真伪、好坏的有理性的动物。真理不再被认为是权力的财产。报刊在这种情况下被视为寻求真理的道路上的伙伴。按照自由主义理论，报刊不是政府的工具，而是提出论据与争辩的手段。在这一基础上，人民对政府进行监督检查，并提出他们对政策的主张。因此，重要的是报刊必须不受政府的控制和影响。为了让真理生存，必须倾听各种见解。思想与消息必须有自由，无论少数或多数，弱者或强者，都能接触到报刊。

两百年来，美国和英国的报刊就是这样的报刊，差不多完全不受政府的影响，许多非共产主义国家至少在口头上已经承认报刊的自由主义理论。但在我们这一世纪中，已经有改变的潮流。在共产主义国家里，这些潮流已成为新形式的集权主义；在非共产主义国家里,这些潮流有成为新自由主义的趋势。我们把后者叫做社会责任理论。正像过去集权主义时代一样，报刊已落在少数有势力的人的手里。不错，这些报刊的新的统治者大部分不是政治上的统治者。事实上，他们大力保护着报刊反对政府的权利。但少数人控制报刊这件事实本身，使报刊的老板和经理掌握着新的令人不安的权力。报刊不再象米尔和杰弗逊所论述的那样容易成为思想的自由市场。正如新闻自由委员会所说的：“现在，仅仅反对政府的干涉，并不足以保证一个人要说什么就有机会去说。报刊的老板和经理决定着哪些人哪些事以及这些事哪一种说法可以向大众公开”。这种忧虑就是社会责任理论发展的基础，报刊书籍的权力和几近垄断的地位带给它们一个义务，那就是它们有社会责任对各方面的立场都公平地加以报道，并保证大众能掌握充分的消息去加以判断。如果报刊没有担负起这种责任,必须有别的公众机关来执行。

第四种理论是苏维埃理论，它在施拉姆的笔下，苏维埃国家的大众传播媒介被描述为：大众传播媒介与组织传播媒介不可分割；大众传播媒介是作为国家和党的工具来使用的，并作为党实现统一的工具、发布“指示”的工具；它们几乎是专用于宣传和鼓动；传播者被强制性地要求承担严格的宣传责任；它们由国家经营和控制；传播者的自由和责任也不可分地连在一起。施拉姆按其自身的理解，对苏联的传媒理论及传媒体制进行了一番阐述，尤其强调了美苏之间的差异。该文分为“背景”和“前景”两大部分，每一部分又分别包含若干小部分，探讨了苏联的传媒理论的来源及发展，其现状及该理论模式下的苏联传媒体制、传媒的作用和地位及其社会控制，该传媒制度“与其他集权主义制度的关系”，以及苏联的概念同美国的概念在传统和具体功用上一系列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