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伦斯与张爱玲笔下的弑父书写和恋父恋母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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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伦斯与张爱玲笔下的弑父书写和恋父恋母情结

作者：李思宇

来源：《名作欣赏·学术版》 2018年第10期



摘 要：劳伦斯和张爱玲是20 世纪中西方文坛上备受争议的两位作家，他们很多作品中的人物和主题都不谋而合。本文从两者作品中的弑父书写和恋父恋母情结出发，比较其异同及背后原因，以求加深对两者作品的理解。

关键词：张爱玲 劳伦斯 弑父书写 恋父恋母情结

在20 世纪中西方的文坛上，出现了两位备受争议的作家——劳伦斯和张爱玲，通过对各自生存环境的真实书写和对畸形人性的揭露，他们所塑造的不少人物和作品的主题都不谋而合。张爱玲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无可争议，傅雷曾评价她：“毋庸置疑是中国四十年代崭露头角的最才华横溢的作家。”a她的作品以巧妙的角度，真实地再现了蝼蚁似的普通人的生存状况。无独有偶的是当代学者毛信德也曾称赞劳伦斯，赞赏他为了在作品中显示自己真切的理想，不写则已，要写就写出惊世之作……毋庸置疑，劳伦斯和张爱玲的创作都对后代作家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他们的作品存在着相似性。比如劳伦斯的《查泰来夫人的情人》和张爱玲的《金锁记》，或隐或显都存在“弑父书写”，劳伦斯的《儿子与情人》和张爱玲的《心经》都存在着恋父恋母的主题。探讨这两位作家作品中相似主题的深层内涵，对当代社会有着深刻的指导意义。

一、弑父书写——男性灵与肉的缺失

张爱玲的作品中很少有人格健全、具有光辉形象的男性，林幸谦教授针对张爱玲提出了“弑父书写”的概念。所谓“弑父书写”，就是指在张爱玲的系列小说中，作为父权体制代表的男性主角几乎都是缺席、不在场的。他们被作家所弑杀了，或是死亡，或是残疾，或是处于女性的阴影笼罩下而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由此反观劳伦斯的创作，如《查泰来夫人的情人》《儿子与情人》等，我们会发现两者具有相似的特点。

劳伦斯与张爱玲的“弑父书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男性的不在场，女性家长掌握核心权力；二是男性的肉体残疾，女性获得对子女的支配权；三是男性的精神缺失，导致了女性的悲剧。从张爱玲的《金锁记》来看，首先，《金锁记》全文未曾提及姜老太爷，可见这一人物是以死亡的形式不在场。字里行间我们可以察觉到姜老太太在姜公馆的统治地位：“老太太领着合家上下到普陀山进香去”“待会儿老太太跟前一告诉，管叫你吃不了兜着走”b等，姜老太太类似于贾母，执掌着家族的最高权力。其次，姜二爷的肉体残疾使得曹七巧获得对子女的支配权。曹七巧的丈夫姜二爷“成天的吃药，行动离不了人，屋里几个丫头不够使”，生来就是个骨痨，像个死人，可见这一人物是以残疾的形式不在场。曹七巧对其毫无畏惧、恨之入骨，因此，曹七巧掌握了对姜二爷和子女的支配权，以其病态的心理掌控儿子长白。而长白则是以精神缺失的方式不在场，活脱脱是姜三爷的再现：吃喝嫖赌，捧女戏子。既不懂爱情，也没有对妻子负起责任，把自己与妻子的性事随意诉说，成为母亲和街坊的笑柄，正是由于长白的不负责任、冷漠无情、不求积极才把妻子芝寿推向了死亡的深渊。劳伦斯在《查泰来夫人的情人》中也塑造了类似的形象——克利夫。克利夫在一战后回到庄园，因作战而伤痕累累，下半身瘫痪而失去了性功能。肉体的创伤虽已痊愈，但心灵上的创伤却不断扩散、不断累积，继而充斥整个灵魂。虚伪、高傲的克利夫把做爱看作是没有任何意义、非常原始的死板机械的行为：“这种活动并非不可缺少，但它本身就是一件庸俗不耐的事情。”c他与妻子康妮的结合也不是出于爱情，而是把康妮看作是攀附权贵的工具，借此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身份。此外，


克利夫对物质的追求超过了一切，他本质上是个非常残暴的资本家。在投资煤矿工业后，他就变得像个“傀儡”，逐渐沦为机器的奴隶，像“带甲壳的软体动物，披着钢铁的外壳，像个机器”。对工人，他冷酷无情，严苛冷漠；对妻子，他自私自利，控制欲强。所有的一切在他面前都是物化的工具。由这两部作品来看劳伦斯和张爱玲的创作，我们可发现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描写了在男性灵与肉的缺失下畸形的婚恋状况。通过“弑父书写”，将男性角色设置成死亡、残疾来使其扮演着无能、软弱的角色，从而实现对男性权势的消解。

二、恋父恋母情结

在中西方文学作品中，都有不少作品直接或间接地涉及恋父恋母主题。恋父恋母主体在感性层面上，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在理智层面上囿于社会道德和家庭伦理，对自己的行为又是排斥的。无独有偶，劳伦斯和张爱玲的作品中的“恋父恋母”主体对自己的行为采取了相同的解决方式——被动悔罪，主要体现为保罗和许小寒。

在《儿子与情人》中，劳伦斯以“恋母情结”为出发点，再现了葛楚德与儿子保罗之间超越了母子之爱的感情。葛楚德以对儿子的爱来填补由于丈夫的落魄而造成的情感空白，她与保罗“亲密无间”地交织在一起，她的生活“扎根在保罗身上”。与此同时，保罗也沉浸在与母亲的感情中，他认为自己所有的成果都归功于母亲，与母亲在一起，他的爱会像泉水一样喷涌，他的灵感会像火焰一般闪光。这份畸形的爱恋，使得保罗丧失了恋爱能力。母亲生前，因为母亲的反对，他无法去爱米莉安；母亲死后，因为自己的内心，他仍然无法去爱米莉安。在母亲死后，保罗的世界坍塌了，他久久沉湎于对母亲的怀念与思念之中，无法摆脱控制，继而陷入了精神分裂。正是出于对自己“恋母”行为的厌恶，他迷恋与母亲截然不同的克拉拉的肉体，而他最后的精神分裂，不能不说是对现实的一种逃避、被动悔罪。

在《心经》中，张爱玲以恋父情结为出发点，塑造了一个中国的厄勒克特拉。作品从开始就充斥着许小寒对父亲的异性之爱恋，小寒与父亲的对话也俨然是恋人式的，当父亲缺席了自己的生日时，她在众人面前嗔怪道：“我难得过一次生日，他呀，礼到人不到，未免太不够交情了。”在独自面对父亲时，她对父亲是露骨的表白：“我是一生一世不打算离开你的。有一天我老了，人家都要说她为什么不结婚，谁都要这样想。”在发现绫卿与父亲同居后，她歇斯底里地对母亲说道：“你别得意，别以为你帮着他们来欺负我，你就报了仇。”字里行间可见小寒对父亲看似天真实则畸形的爱恋，在作品最后，小寒终于意识到与母亲的血缘关系，她“攀住母亲的脖子，哭了”。许太太和许小寒对这份不伦之恋都选择了逃避，许小寒认定有了爱情的婚姻是痛苦的，计划与龚海立订婚，但这种赎罪只是对母亲的伤害进行弥补，不能算是真正的赎罪。诚然，这种自然情感的扭曲并不是保罗、许小寒两人的病态，而是整个现代文明的病症。许小寒和保罗有着诸多相似之处，首先，他们都因超越正常界限的父女或母子之爱，把母亲或父亲看作情敌。许小寒否认排斥母亲的妻子地位，向母亲宣战“别以为你帮着他们来报复我，你就报了仇”d；保罗对父亲充满了仇恨与憎恶，自小就祈祷父亲早日死去。其次，他们都饱受折磨。许小寒为了父亲“受了许多委屈”，她的心在与父亲的情感较量中鲜血淋漓；保罗因对母亲的畸形爱恋，失去了恋爱的能力。再次，他们都无法直视自己的内心，出于对自己行为的厌恶，试图掩饰罪责，两人都在难以言说的痛苦中难堪地苟活着。

三、伦理动因和伦理反思

劳伦斯和张爱玲同属于20 世纪的作家，在作品中都鲜明地体现了弑父意识和恋父恋母情结，这与他们各自成长的环境和社会背景密不可分。阿·莫罗维亚曾言：“小说家应当从蕴藉于自身的经验，而不是从蕴藏于文化的、宗教的传统中提炼主题。”确实，几乎每一位作家都经历过不同程度的情感空白，这不仅体现在作家的心理活动中，也体现在认知思维中。身为贵族后裔的张爱玲的幼年生活是比较痛苦的，父亲和母亲都未曾尽到责任，自从父母离异后，张爱玲就成了后母的眼中钉，中学毕业后，张爱玲被父亲殴打和监禁，再难感受到家庭的温暖了。


而这种缺失性的父爱和母爱在张爱玲成年后也未能消减，她以此来观照社会，观照人生，使得她很多的作品中都体现“弑父书写”，对父亲的反叛和厌恶使张爱玲作品中的男性大多腐朽、不堪，他们或残疾，或死亡，或丧失话语权。

劳伦斯的创作有很强的自传性，他的很多作品都直接取材于自己的亲身经历。劳伦斯出生在一个矿工家庭，他的父亲教育水平较低，性情刚烈，脾气粗暴，而他的母亲受过良好的教育，写过诗也教过书。艰苦的劳动和贫穷的生活打破了劳伦斯太太的幻想，她试图脱离丈夫的阶级未果，因而常常与丈夫发生矛盾，打骂也是家常便饭。童年时的情感体验成为劳伦斯创作的源泉。与张爱玲相似，在他的作品《查泰来夫人的情人》《儿子与情人》中也有强烈的“弑父书写”意识，这一类男性形象的重复出现正是作家把自己的体验不断放大的结果。

此外，劳伦斯和张爱玲的作品不少都有恋父恋母的主题，这与张爱玲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有深厚渊源。张爱玲幼年时期就接触了西方文学，阅读趣味极其广泛，她对外国文学尤其是英国文学是极有兴趣的。据考证，胡兰成曾在《今生今世》中说：“她讲给我听萧伯纳、赫克斯莱、桑莱忒芒及劳伦斯的作品。”由此来看劳伦斯对张爱玲创作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她创作中的恋父恋母主题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劳伦斯的影响，再加上类似的经历，就产生了相近的道德观。

尽管劳伦斯与张爱玲处于不同的社会背景下，但他们塑造的人物和创作的主题却有如此大的重合度。作家的创作试图通过文学透视社会透视人性，提醒世人注意父亲在孩子成长中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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