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离骚》中的抒情主人公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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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说新语——任诞》载：“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这是对《离骚》的亵渎，也是对屈原的亵渎。王恭之流，“少读书”，不学无术，只会放浪形骸，却自诩风流，附屈原之骥尾，其真性却与屈原大相径庭。魏晋名士们看重的是肉体的放纵，而屈原看重的是精神的坚守，他坚守的是自己的高洁、自己的耿介。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一位高洁的狷士。他从小就汲汲自修，陶铸自己的“内美”和“修能”，他洁身自好，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但他却因过于自洁、不肯与世俗和光同尘而遭到贬斥。他的流放，与其说是被楚王放逐，不如说是被整个世俗社会放逐。他不会像骆宾王那样发出“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的悲叹，他深知“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圆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他不理会世俗的目光，只是昂起冷清的头颅，踽踽独行。

《离骚》中的屈原，不仅是个高洁的狷士，还是个彻头彻尾的理想主义者。他在《离骚》里，提出了自己的“美政”理想。屈原是个“壮志烟高”的人，他一心改革时政，指点江山。他在《离骚》中，陈尧、舜之耿介，称汤、武之祗敬，讥桀、纣之猖披，伤羿、浇之颠陨，规讽楚王要“遵道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所谓“举贤而授能”，即不拘一格、不分贵贱选用贤能以治理国家；所谓“循绳墨而不颇”，即修明法度，严格按照法度办事。他规劝楚王：“不抚壮弃秽兮，何不改此度?‟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乎先路!”为了实现自己的“美政理想”，“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冀枝叶之峻茂兮，愿俟时乎吾将刈。”可是，他的“美政”理想触犯了贵族群小的利益，遭到了他门的围攻。“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群小党同伐异，在楚王面前对他极尽诬蔑诽谤之能事，楚王“信谗而齌怒”，放逐了他。甚至连他苦心培植的“留夷”、“揭车”、“杜衡”、“芳芷”，也腐化变质了，他只能空叹“众芳之芜秽”。“美政”理想已成明日黄花，屈原也成了“美政”理想最后的守望者。他孤凄地抱着“美政”理想，但他决不肯“量凿正枘”，苟合取容于世。他说：“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阽余身而危死兮，览余初其犹未悔!”“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他要以前修彭成为榜样，以死明志，以死殉国。刘勰说他“依彭咸之遗则”，是“狷狭之志”。非也!我认为，屈原的自沉，是殉于自己的理想，他是抱着自己的“美政”理想沉入汨罗江底的。这种情志，是十分悲烈的、十分坚毅的，决非“狷狭之志”。淮南王刘安论屈子云：“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此论甚当。

屈原在《离骚》里，总是把楚王比喻成“香草”，如“荃不察余之衷情兮”；他又用“灵修”来指代楚王，如“伤灵修之数化”。但君王毕竟不是“香草”，并不圣明，“不察余之衷情”；君王也不是“灵修”，老是反复无常。于是，屈原失望了，“怨灵修之浩荡”。但他无奈，他只能把楚王对自己的失信归咎于君王身边的群小，斥责他们“竞进以贪婪”，“兴心而嫉妒”，“ 偭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指斥他们蝇营狗苟，把国家推向危亡的境地：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他对国家颓危的境况忧思如焚，“恐皇舆之败绩”，但他心有余而力不足。他决定听从灵氛和巫咸的劝告，去国远游，去寻找明主圣君，实现自己的“美政”理想，但最终由于对祖国的深情眷恋而忍死不肯离去：“陟陞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诗人在最后的乱辞里直陈以死殉国的本意，以明己志。后来，他怀着报国无门的悲愤，在“可以濯我缨”的“沧浪之水”中了结了自己的生命。


《离骚》通过诗人自叙平生及其心路历程，雕塑了一个高洁、耿介、忠君、爱国的理想主义者和殉道者形象。其志可谓高矣，其行可谓洁矣!如灵均者，天下能有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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