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post-everything generation翻译后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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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

我没妄想着能从我这一代人身上发现一些新特征，或能为美国大学文学理论的未来发展带来一些改变。倦怠的大二学生穿着短袖圆领衫，紧身牛仔裤，带着粗框眼镜和返流行的双耳式耳机，坐在教室后面，等着下了课就点上一支土耳其金（一种香烟），听着威尔可（摇滚乐队）去吃饭——文学理论课堂就是这样一种所在。我也是这样上这堂课的。从结构主义，形式主义，性别理论，后殖民主义，我缓缓地移动着I Pod，脑子里想着资本主义下由家长主导的世界与伊坦弗洛美有什么关系呢？但开始学后现代主义后，有种东西突然打动了我，让我坐了起来并开始重新审视包括我在内的这些以文青自许的大学生们。

没答案就是教科书定义后现代所给出的答案。难就难在它太“后”了。它对自己的定义太消极，也反对先于它的一切理论——自然主义，浪漫主义，和狂热的现代主义革命，所以有时想看清后现代主义到底是什么太难了。它认为万物不可甚至根本不可被阐释。后现代主义是模仿的，分离的，奇怪的，甚至有时候恐吓着不懂它的传统主义者。尽管后现代主义诞生于战后的西方（该短语始创于1949年），但见证它诞生的那代人并没对它做出解释，即：持后现代态度对未来文化和社会的发展有什么意义？

我被这个科目迷住了，因为后现代主义仍是一个开放着的理论，吸引着年青人和对它感兴趣的人们。什么是后现代主义这个问题也令我着迷，这是一场一切都后现代化的运动，一场不倾吐自我心声的运动，这也是一个更加大众化的问题，即当今政治，现流行的文化和坐在我身旁这些成长在后现代年代的其他倦怠大二学生们。

大学生阶段的我们在很多方面都极度后现代化：后冷战，后工业，后婴儿潮，后9.11„„文学评论家弗雷德里克 詹姆逊在他著名的短篇中写到过“后现代，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字眼，他甚至称我们为“后文青”。我们这一代人活在战争与革命的尾期，这个世纪的战争与革命摧毁着文明建设，颠覆着镇压我们的社会秩序，赋予我们前所未有的特权与机遇。我们的年代将成就一切。

难道我们就走到大街上，对着电视说：“我们在这，这就是我们需要的”？将自己青春叛道的旗帜插在华盛顿大商场并呐喊：“没有改变我们绝不走。教育开阔了我们的视野，特权增加了我们对可能性的设想，我们需要一个更好的世界，


这是我们的权利！”，我们这样做了吗？但似乎我们的所为恰恰相反。我们不审视战争是否合理就上战场，放弃了我们作为公民的自由权利，当大法院以布朗教育董事会裁决对废止种族歧视不合法时，我们沉默不语，甚至坐在后面看那场大屠杀的晚间新闻。

在学校，我们签署请愿书，加入社团，在邮寄单上填写名字，赚点小钱，自愿空出一小时助教，炫耀自己拥有整套“坚强活下去”系列手环，不论是乳腺癌还是全球变暖，我们只宣扬着对什么都该适度反对，但那是我们真正的立场吗？我们应该像真正的后现代人一样，拒绝为自己的政治意念编织包罗万象的独白，拒绝在公共场合压抑我们充满灵感和革命精神的性格，或为某种具体的理论下定义，我们是故事，似乎没有方向，主题，结构或意义——消极抵抗先于我们这代所出现的事物。正如戈尔所言“自恋主义与自我虚无主义的结合体，用它来形容后现代主义再合适不过了。”他可能也呼吁了整个他们那一代人对与我们这一代人的评论性话题。对于我们这一代人，革命甚至都是老套的，就像其他被模仿过的目标一样乏味无趣。切格瓦拉T恤是我们这一代的标志。

詹姆森称后现代主义为“模仿画”——“带着语言的面具，却使用着已被废弃的语言。”这在文学中意味着作家的所言与其风格不符——借用别人的语言并用到它们失去其所有的意义，继而一些体现真实生活的混乱就出现了。后现代主义简直是对模仿的再模仿，多次被重塑，以至于其最原本的模型已与自身无关且无法辨认了。它是对个人主义的量化，是一场被预测的革命。这也是为什么后现代主义会缺乏凝聚力，缺少目的和方向。对于一切都后现代化的我们而言，社会变化和道德暴行早已是陈词滥调，而模仿就是对这些陈词滥调的使用与再使用——这模仿是一次草率的反动行动，在非营利救济基金迅猛发展的年代，这模仿达到其顶峰。我们活在面具下，借已被废弃的语言表达着我们的想法——一种激励我们热情澎湃的社会语言，那正是年青人该做的事。但我们怎能反抗走在革命前沿，对革命充满期待且怀旧的一代人呢？

我们怎能反抗甚至有时比我们更渴望革命的父母呢？我们不反抗。我们的反抗就是不反抗。我们带着过去的面具抗议，为道德暴行而愤慨，但网络才是校园激进主义真正能量的所在，比如moveon网站。比起街上聊天，网上的聊天室正在快速成为人们交流想法与挫败的所在，在渴望缓和与和平的变革中，聊天室将


人们的想法纳入全国的大计划。“同学们，行动起来”达尔富尔组织，摇滚投票（一个社团），写信活动，公共利益大堂，替代能源发电都是我们这一代的标志。

从前的时代，美国人将大学视为社会大变革的摇篮，但现在，这个时代正在走向衰亡。提起“激进主义”，我们这代人想到的不是气象而是基地组织，提起“校园收购”更多让我们想到的不是1968年的哥伦比亚大学，而是2007年的吉尼亚理工大学。对于我们而言，那些字眼早已过时，是无法反映时世的他时代产物。但有些革命比如科技革命，网站革命，儿童组织革命，却像20世纪60年代的革命一般，虽不尽在眼前，却现实而影响深远，虽还未到来，却真实存在着。也许父母指出的不再是非我们所为的事情，眼中不再是非我们所写的故事时，就会发现我们的叙事主题是一致的，就会看见在那些模仿的背后，后现代人的我们所言并非无意义，我们正在书写一场革命，只是用我们自己的语言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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