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仁政理论及其现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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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孔子的‘仁政’学说及其意义”

孔子政治理论的显著特色是以德为政,即仁政。他认为“为政以德”远胜于“为政以刑”。 假如统治者真的以德治天下, 那便会海内平安、人民富足, 也就用不着什么严刑峻法了。正因为如此, 他对统治者滥用酷刑、鱼肉百姓做法十分不满, 斥之为“苛政猛于虎也。”当看到齐景公苛待人民, 不但使民“三其力而二入公室”, 而且酷刑使得:“履贱踊贵”时, 孔子谴责说: “有马千驷, 死之日, 民无德而称焉。” (《论语·季氏》)

孔子的仁政学说是相当完整的。首先, 孔子在理论上肯定人性基本相似, 认为人与人的差别主要是后天教化的结果。他说“性相近也, 习相远也”, 突出环境和教育的重要性。其次, 他对仁政的内涵外延作了具体明确的规定。仁政的核心是一个“仁”字,而“仁”则可以简练地称之为“爱人”， “爱人”有诸多表现,如忠、恕、孝、悌等等, 归结起来, 就要把人真正当人看, “夫仁者, 己欲立而立人, 已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 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 第三, 他提出了“克己复礼”。在孔子那里, “仁”和“礼”既是混然一体, 又是内外有别的。“仁”是内在的, “礼”是外在的, “仁”要表现在“礼”上, “礼”则要以“仁”为根据。孔子深谙“不知礼, 无以立”的道理, 所以极其看重“礼”的形式方面。在顺序上, 是物质生活在先, 生活上不得温饱, 是谈不上教化的。在重要性上, 则是礼教在先。即使有了丰厚的物质基础, 没有必要的信念, 人民也会成为一盘散沙。诚然, 孔子说过“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之类的话, 但他并非认为他们绝对不可教, 相反, 在他看来只要物质生活有了基本保障, 再辅之以必要的教化, 人民是可以有道德操守的。孔子对人民在教化上不是放纵, 而是沿着圣人君子的榜样循序渐进, 逐步提高, 从他律走向自律。

中国2000多年封建社会历久不衰，从管理学角度看，孔学在治国齐家的实践中卓有成效。历史上无论是尊孔还是反孔的人, 无不承认孔子学说与中国封建社会的稳定息息相关。这就足以表明孔学的力量是巨大的。且不谈孔学的其他方面, 仅就仁政理论而言, 它的力量在于, 这是唯一既得到统治者认同, 也得到被统治者认同的管理形式。中国的封建统治者从秦王朝二世而亡的教训中深切认识到, 民意不可辱, 民心不可欺, 仰仗暴力只能称雄于一时, 不能称雄于一世。要使他们的统治长治久安, 就不能不对自己的行为有所节制, 而对人民的呼声有所体察。这不是因为他们真的看重人民胜于看重自己, 而是因为非这样做他们的统治就不能巩固。此外, 仁政同样得到了人民拥护。应当看到, 在没有也不可能有近代民主政治的情况下, 仁政是人民企盼的最好政治形式。在人民心目中, “国不可一日无君”乃是天经地义, 所以他们并不主张废除君主制, 仅仅主张由真正的明君贤相来统治。历史证明, 以孔学的仁政精神治理国家的官吏, 人民是拥戴的。对人民说来, 孔子倡导的忠、恕、孝、悌、恭、宽、信、敏、惠等道德节操有利于淳化风俗; 君、臣、父、子的封建礼教有利于规范人的行为。这些都是保持社会安定和家庭和谐所必需的。总之, 孔学之所以始终在封建统治中起着中流砥柱作用, 就是因为它生长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利益的契合点上。在当今社会，孔子的仁政理论在现代企业管理和国家管理中仍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孔子一方面强调权威与服从的不可逆性, 另一方面又强调彼此之间的相互制约性。主张彼此尊重, 特别是管理者严于律己、宽于待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日本和亚洲一些国家把孔子的思想用于企业管理和国家管理, 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孔子的仁政理论在中国施行了两千年, 它造就了中国特有的政体和人格, 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占有无与伦比的地位。作为中华民族智慧和品格的结晶，我们没有理由不加以爱护, 不加以珍视。当然,我们既需要和传统“对话”, 也需要和西方“对话”。“对话”不是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 而是相互取长补短。只要我们真正采取“对话”态度, 那么真理,就不难展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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