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社会学下的重耳行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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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社会学下的重耳性格行为小探



晋文公重耳的性格行为显然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史书记载其初为公子，谦而好学，善交贤能智士。漂泊19年后回国即位，又能够文治武功，创建霸业。他的基本性格就如文中楚成王所言是“广而俭，文而有礼”。然而，同时我们也会发现重耳在逃亡过程中的行为也着实有趣，就拿他在齐国之时为例：齐桓公将宗室之女齐姜嫁给他，重耳觉得过得很开心，就不再想回国争位。住了5年，跟着他的家臣们不乐意了。齐姜也劝他劝重耳回国争位，并杀了那位无辜的采桑女，可重耳还是不肯走。最后还是姜氏和子犯等人定下计策，把重耳灌醉后打发他上路。半路上重耳醒来了，很气愤，拿起长戈就去追赶子犯要杀了他。而这个子犯，是他亲舅。

由此可见，重耳在逃亡的过程中的性格行为显然迥异于作公子和做国君时的表现。他的好多行为表现并不符合楚成王所言的“广而俭，文而有礼”，光看故事本身的话也难料到他就后来的春秋五霸之一。那么，如何解释这种差异呢？

根据情感社会学的拟剧和文化理论，或许可以解释这个问题。拟剧和文化理论认为人们的情境行为通常是一种策略化的舞台表演，周围的人则构成观众。个人的行为表现是一种自我展示，是心理力量和社会力量结合对特定情境中情感产生的作用。重耳在逃亡过程中，无论是到礼待他还是冷落他的国家，都是身处苦第、艰难备至。政治身份决定他的不一般性，而他的这种身份和“广而俭，文而有礼”的基本性格又决定了他身上复国的重担。很显然，如何取得诸国的信任，然后归晋复国，是重耳逃亡过程中的最应该考虑的。因此，逃亡过程中他的行为表现更多地是一种拟剧行为。除了自然的愤怒和懒惰外，是一种表演行为，属于政治家的生存策略。

重耳作为一个政治家，逃亡过程中自然是在韬光养晦、积聚资本。从楚成王对他的评价可以看出，他并非等闲之辈。而逃亡过程中的种种事件，更像是一个个搞笑的插曲，和他的基本性格不相符合。在我看来，这正是政治家的行为表现，譬如和楚成王的君子之约，以及对怀嬴的无礼而后谢罪。他的表现不再是本性的流露，而是一种拟剧行为，是在自我内心心理力量和外在社会力量结合下的表演行为（当然，这里的表演行为并不是一种贬义词，而是对个人脱离基本性格所表现出来的行为的一种定义）。子犯、赵衰等人会时时提醒他要有复国之志而不可贪恋一时之贵，同时诸国对他的态度也影响着他的行为表现，外在的这种种因素和他自己本身的“广而俭，文而有礼”的基本性格，在有意无意地一起产生作用，使得他在逃亡过程中的某些行为让我们觉得好笑。


如果再详细的分析一下，可以这样说，重耳在楚庄王面前的出色表现，是一次成功的拟剧行为，表演效果充分展示了他本人的智慧；而在齐国的不思进取，和被灌醉带走的路上后醒来的无礼之举，则是一场失败的拟剧行为，没有恰当地表现出符合文化脚本的行为，所以在我们的印象中，他的这些性格行为让人汗颜。至于他逃亡中的其他例子，这里则不再一一分析。

那么，这样的话，重耳在当公子和国君的时候的行为表现又该如何定性呢？根据情感社会学的理论，我认为重耳这两个阶段的行为表现，更多地属于社会建构的。这里的社会建构强调文化规范、价值和信念的调节，个体在这种情境中学会了恰当的情感以及如何在不同的人际关系中运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觉得重耳归国复位后的行为就显得靠谱、变得正常的原因了，此时的他恢复了本来的基本性格，加上在19年的漂泊学会了恰当地表达，所以变成了一代霸主应有的样子。

综上所述，重耳在逃亡过程中的行为表现更多地是一种拟剧行为，属于政治家的表演；而当了王的他的行为则更多地是社会建构的，符合人们对国君的期望，达到了文化规范、社会价值和个人信念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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