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进化论与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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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进化论与科幻文学

1851年，科幻小说之母，玛丽·雪莱（Mary Shelley，1797~1851）逝世；八年后的1859年，《物种起源》正式出版。玛丽·雪莱1818年用文学之手，由《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全名为Frankenstein; or, The Modern Prometheus）向上帝发出的挑战，正式由生物进化论这一严谨的科学接手。伟大的科学成就往往超出时代，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和人们思想认识下具有极强的思辨意味，因而不容易被广泛接受，同时，文学家特别是小说家却擅长将思想融入轻松有趣的情节中向公众传达。从生物进化论开始，科普文学、幻想文学开始成为伟大科学思想的先行者和早期传播者，为社会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伟大科学思想的诞生，又会引起幻想文学的繁荣。当新思想不再曲高和寡，而是成为众所周知的公理时，幻想文学开始功成身退，而文学整体开始具有该思想的烙印，与此同时，新思想所具有的哲学观念已经左右了整个文明的处事原则。

生物进化论是个中典型。处于生物进化论之前的日心说、牛顿力学等思想，或在教会的思想控制之下，或于文艺复兴时期，民智甫开，没有足够的社会基础来支持科幻文学发展，科学尚难以引起公众的兴趣，在长期的发展后，直接融入了文化中。而后来的相对论、量子物理等思想，尚嫌艰深，即使经历了美国科幻小说黄金时代的幻想文学繁荣也至今尚未摆脱传播阶段。而生物进化论经过两百年来的发展，已经完成了由“异端邪说”到公认的真知灼见的进程，其发展与科幻文学的关系则显得脉络清晰完整。

著名科幻小说家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 1920~1992）和布赖恩·奥尔迪斯（Brian Wilson Aldiss, 1925～今）将《弗兰肯斯坦》作为第一部科幻小说。事实上，作为萌芽期科幻小说代表作品（其实是开山之作），雪莱夫人和大多萌芽期科幻文学作者一样，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创作一种特殊的文学品种。在事后回忆创作过程时，玛丽·雪莱极力向我们陈述，这篇作品的诞生纯属偶然，她将其归为同雪莱、拜伦、拜伦的私人医生四人在日内瓦夜谈时兴起所起意的一部神怪小说。但仔细考究，这部小说必定有其必然性在内。是时四人商议各写一部作品，但只有雪莱夫人一人完成，整部小说无处不透露着作者对科学与世界、科学与人类这一严肃主题的关注，这必然是雪莱夫人哲思的结晶。经过几个世纪文艺复兴运动的洗礼，人文精神已经成为精英知识阶层的共识，人的历史已经走到了要向神的意志发出挑战的一步。在雪莱夫人的笔下，科学家成了造物主。《弗兰肯斯坦》的主题就是上帝不再造人了，人于是接管了下来。这是达尔文的准进化观点，即一旦人被造出来了，进步的工作就留给其后代的活动，上帝不再干涉了。但是，有感情、有自我意志的科学怪物仍旧是被造出来的，从事造人工作的，只不过由上帝变成了人，上帝不仅依旧存在于这样的体系中，而且仍然是必要的。这仍是其时代局限性造成的。作为政界名人的女儿和天才的浪漫主义诗人的妻子，玛丽·雪莱不是一名科学工作者，《弗兰肯斯坦》作品出版之时，达尔文年仅9岁，玛丽·雪莱亦只有19岁，不可能应用《物种起源》的观点来进行创作，但其作品亦应证，进化论、至少是准进化观点，是人文精神的体现；进化论的发现，是文艺复兴人文精神发展的结果。 下一个与进化论密不可分的科幻小说作家是科幻文学巨匠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1828~1905）。仅仅在《物种起源》出版5年后的1864年，凡尔纳出版了科幻文学史的经典杰作《地心历险记》（法语：Voyage au centre de la Terre、英语：A Journey to the Center of the Earth）。在与地表进化进程隔绝的地心世界，凡尔纳让巨型植物、中生代古生物、古代人类等只通过化石发掘被发现的古代生物一一亮相，对生物进化论进行毫不掩饰地支持。凡尔纳深受大仲马提携，其文学风格和大仲马一脉相承，其科幻文学作品同样具有极强的文学性和现实意义。凡尔纳充满冒险精神的小说吸引了全欧洲的读者，它们甚至使凡尔纳成为了一位大富翁，但更重要的是，它们向所有读者传达了达尔文在环球旅行的科学考察中体现的严谨的科学精神，它们告诉读者去冒险并且相信你所看到的，而不是别人告诉你圣经上所说的东


西。凡尔纳后来甚至得到了教皇利奥十三世的接见。在生物进化论曲高和寡，只在学界得到部分认可的时代，科幻作家凡尔纳将它推向了全欧洲。但是，作为一名作家，凡尔纳在人物塑造方面却远逊乃师，他以极大的热情去幻想一个美好的未来社会，他是科幻小说中所谓乐观主题的最好体现者，我们不妨把凡尔纳看作是十九世纪的Geek。他笔下的人物千篇一律，没有深刻的内心生活，他也不试图去表现技术带给人的内心冲突。结果，他的小说成了科技成果的大展览，成了对未来的预言书。科幻文学在凡尔纳笔下成为科学的附庸，缺少自身的文学生命力。凡尔纳甚至被认为是科学的诺查丹玛斯。同样的他也没有对生物进化论进行哲学、社会学、心理学解读，这使得他在对进化论与文学交融的伟大贡献有了白璧微瑕。 到了19世纪末，生物进化论已经成为科学工作者的共识，科幻作者开始以生物进化论为前提进行各种社会学、哲学实验。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1866~1946）是一位与凡尔纳截然不同的科幻作家。他的注意力集中在描述科学技术对人类生活的影响上面，而对明天将产生多少种飞机和火车不感兴趣。1895年，威尔斯出版了可能是他个人最好的科幻杰作的《时间机器》（The Time Machine）。作为一名英国科幻作家，威尔斯的创作风格与凡尔纳的法国式科学乐观主义截然相反，他继承了玛丽·雪莱在《弗兰肯斯坦》所体现的描绘科学技术下人类复杂感受的创作方式，他是一名科幻悲观主义者。《时间机器》讲的是一个掌握在时间中穿梭行走技术的人，对公元802701年地球的探索。他发现，在那个时代里，地球上的人分成两支，一支称为埃洛依，他们生活在地球的表面，整日花天酒地，不劳而获；而另一支称为莫洛克，生活在地面以下，他们的身体已经退化，但仍然劳作不止，为埃洛依的世界创造财富。他将生物进化论与工业时代阶级对立的现状相结合，开始通过虚幻的科学幻想关注现实问题，生物进化论成了威尔斯的社会学实验室。

随着相对论与量子物理学的世纪的到来，三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初，科幻小说的黄金时代开始了。生物进化论已经成为科幻文学中的基本定律，任何非已知生物，无论来自遥远的地外文明，还是来自地球的遥远未来，都不可能脱离进化论的圈子。值得一提的是，对于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到现代生物进化论的发展，科幻文学中有着更为广义的拓延。黄金时代的科幻文学，不仅有奥尔迪斯《户外》式的大时空尺度的春秋笔法描写来叙述人类进化历程，也有阿西莫夫所表达的，智能机器人的进化（《我，机器人》）、宇宙进化（《基地三部曲》）等生物进化论的广义推广。通过生物进化论对人类社会的问题进行更深层的思考剖析已经成为科幻文学的主流。

随着现代主义文学思想对科幻文学的渗入，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乌托邦主义等新锐文学思想开始在科幻作品中得到体现。物竞天择、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达尔文生物进化论思想是西方近现代思想的基石的一部分，现代主义科幻文学在架空的科学幻想环境下对于人类的剖析离不开生物进化论，生物进化论是进行现代主义文学实验的世界架空工具，也是不可碰触、令现代主义科幻作家如坐针垫的达蒙克里斯之剑。譬如一部分女性乌托邦主义作品作家，不得不依赖于生物进化论来构建他们作品的世界。如《黑暗的左手》中的冬星人，作者就借助了进化的力量。

回溯生物进化论与科幻文学各自发展的两百年历史，我们发现，这其实就是生物进化论与人类近代思想发展史知秋一叶。科幻文学对于人类历史进程的影响，自然不如生物进化论，但所谓管中窥豹，可见一斑，生物进化论与人类思想，正是这样一个由生涩到交融的过程，也正是这样一个过程，生物进化论已然左右了人类社会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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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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