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道德情操论看经济学理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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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道德情操论》看经济学理性主义 ——兼论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制度建设

【摘要】亚当·斯密的两部经典著作《国富论》与《道德情操论》所反映出的对人性的解读相互矛盾，由此产生了某些经济学家提出的“斯密问题”。本文梳理了各方对该问题的不同角度的解读，通过对《道德情操论》的阅读，将书中所反映的价值理性与主流经济学中的理性主义做了对比，为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制度建设提供了一个启发性的视角。 【关键词】道德情操论；斯密问题；理性；伦理偏好；制度建设 “亚当·斯密问题”的解读

亚当·斯密，众所周知是一位经济学大师，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成了经济学史上的不朽传奇。然而，对于《国富论》的过度关注使其另一部著作鲜为人知。其实，斯密的成名首先是由他的伦理学代表作《道德情操论》一书的出版。斯密是英国情感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建立起一整套以情感共鸣为特征的道德情感理论体系，开创性地构建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运行伦理准则。在19世纪中叶，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就提出了所谓的“亚当·斯密问题”，即《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对比悬殊、相互矛盾的问题。他们认为，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把人们的行为归结于同情，而在《国富论》中却把人民的行为归结于自私。从而对斯密的理论看法和研究的主线，就成了伦理学上的利他主义，经济学上的利己主义。

一直以来，对“斯密问题”的解读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斯密问题”真实存在

认为“斯密问题”现实存在的观点以德国历史学派李斯特、布伦塔诺和原苏联经济学家卢森贝等为代表。李斯特认为: “这个学说将使最冷酷的自私自利成为一种法则„„足以使同情心化为乌有„„使人心化为铁石。”在卢森贝看来，斯密“研究道德世界的出发点是同情心„„他研究经济世界的出发点是利己主义”，而出现这一问题的原因则是斯密的阶级局限性。 2、“斯密问题”并不存在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所谓的“斯密问题”是人们因对斯密的各种误读而造成的伪问题。在马歇尔看来，人们日常生活事务中最有力最坚定的动机是由货币引起的，所以，并不存在利己与利他之争，尽管他承认人的经济动机不全是利己的。阿马蒂亚·森在其《伦理学与经济学》中阐述到，“斯密问题”其实不是什么问题，斯密真正赞颂的既有自利的行为，也有明显利他性的同情心和自律行为，它们都是人性的内在规定。《道德情操论》的中文译者蒋自强教授认为，各种利他都统一于一种开明的自利，都是从人的利己本性出发的。因此，斯密问题并不真正存在，两部著作中的利他和自利实质上是辨证统一的。 3、马克思主义视角

在“斯密问题”的解读中，还有一个重要的视角，即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它的认识。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马克思看来，“利己”和“利他”都只是人性的外在表现，而不是人性的本质内容。马克思对人本质的把握，最终都可以归结为“实践”，即人的社会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看到人性是动态的历史范畴，由社会存在决定。这与上面的两种解读所表现出的新古典传统的先验的、静态的、自然性的人性认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道德情操论》与经济学理性主义 1、主流经济学与“工具理性” 正统主流经济学中，理性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这是源于对行为主体“经济人”特征的假设。


经济学方法论个人主义认为只有个人才具有自身独立的目的和利益，是唯一真正的行为者；所以的社会现象都源于个人的行为，是个人行为的产物；对于社会现象，必须以通过个人行为的分析为基础来进行理解和分析。因此，自经济学诞生之初，对于经济人行为特征的刻画构成了经济学研究的前提。经济人的“理性”行为强调，选择行为是建立在成本与收益核算基础之上的，并且必然会选取能带来最大利益的方案。与理性相对应，“自利”成了人类行为中，最强烈、持久和广泛发挥作用的动机。经济学中的理性，被界定为是一个“工具理性”的概念，是经济人追求个人自身利益的一种方式，理性并不意味着自私。而且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可以让化解个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冲突，从而形成使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都同时得以实现的一种自然秩序几乎是整个主流经济学的基本信条。 《道德情操论》与“价值理性”

斯密是古典经济学的开创者，自然，经济人的两大行为特征“自利”和“理性”也是其经济理论的核心。然而，历史上对于《道德情操论》的解读中都只关注其在伦理方面的阐述，忽视了它透入出的另一种理性概念——“价值理性”。所谓的“价值理性”，是行为人注重行为本身所能代表的价值，即是否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忠诚、荣誉等，甚至不计较手段和后果，而不是看重所选择行为的结果。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概念是由马克斯·韦伯提出来的，二者为人的理性的不可分割的重要方面。价值理性体现一个人对价值问题的理性思考。价值理性关怀人性的世界，价值理性视野中的世界是一个人文的世界，一个有意义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人对价值和意义的追问，人的最终归宿和终极关怀成为重心所在。

如《道德情操论》中论述道“在所有的场合，良心的影响和权威都是非常大的；只有在请教内心这个法官后，我们才能真正看清与己有关的事情，才能对自己的利益和他人的利益作出合宜的比较”，这里的良心代表的就是一种社会正义，是行为人不仅考虑如何获取自身最大化利益，同时考虑到对他人利益的影响。如康德所说，我们的社会中不仅存在“理性的恶魔”，也存在着“可爱的天使”。

3、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

斯密的两部著作《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是有机联系的，她所反映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关系也集中表现在对“看不见的手”的统一论述中。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将基于个人利益的利己主义成为“自爱”。他指出，人们的自爱本性与同情心是相伴的，但是二者共同发挥作用，能实现社会福利的增进。富人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必须雇用千百人来为自己劳动，但“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们对生活必需品作出几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给全体居民的情况下所能作出的一样的分配，从而不知不觉地增进了社会利益，并为不断增多的人口提供生活资料”。其实，价值理性可以反映在个人的伦理偏好之中，即个人必须权衡某一既定的决策对其他人的后果时所使用的偏好。而工具理性反映在个人的私人偏好之中，是个人用于日常自身决策的偏好。每个社会中的人都兼有这两种偏好，行为经济学和神经元经济学都为其提供了论据，即人的大脑边缘系统是产生各种情感的地方，为人类行为提供了偏好；而新大脑皮层则是通过理性的策略运筹这一过程，寻找到满足偏好的方法，进行理性选择。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制度建设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始了经济市场化改革的步伐，并逐步探索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和发展规律。十八届三中全会更是提出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就要求我们为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优化资源配置作用提供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斯密非常重视制度约束的效能, 他在《道德情操论》中写道：“人类相同的本性, 对秩序的相同的热爱, 对条理美、艺术美和创造美的相同重视, 常足以使人们喜欢那些有助于促进社会福利的制度。—我们看到这个如此美好和重要的制度完善起来感到高兴, 而在清除任何可以给它的正常实施带来丝毫干扰和妨碍的障碍之前, 我们一直忧虑不安”，制度约束的重要性在此表现得清清楚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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