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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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诗序》概括了从孔子以来的先秦文论，提出了影响深远的抒情言志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就是《毛诗序》提出的抒情言志说。 “诗言志”这一论点的提出，并不始于《毛诗序》。在先秦的典籍中，早已提出。《庄子·天下》说：“诗以道志”。《荀子·儒效》说：“诗言是其志也”。《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载赵文子对叔向说：“诗以言志”。这些论诗的言论代表了先秦人们对诗的一个总的看法，是我国文论抒情言志说的萌芽。但是这些“言志说”，皆只“言志”而未“言情”，尚未接触到表现型文学的最本质的东西——情感。因此，还不能说是完整的表现说理论。而《毛诗序》的最大贡献，就是第一次把“情”与“志”联系在一起来论述，给古老的“言志说”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从理论上确立了我国古代文学艺术抒情言志的表现传统。 《毛诗序》虽然肯定了“情”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作用，但是这种肯定是有限度的，在《毛诗序》的作者看来，“情”“志”相比，“情”毕竟是第二位的东西，“志”才是第一位的东西，在“情”与“志”发生冲突的时候，必须以志来约束情感，节制情感，而决不能让情感冲破了理性的“志”，淹没了理性道德规范。故曰：“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 什么是“止乎礼义”呢？《乐记》说：“故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这里将“志”看作是“礼”的内容的规定性的表现。因此，“发乎情”的东西必须符合经过“礼义”等伦理道德规范了的“志”，抒情决不能超过一定的规范。

每一个读《毛诗序》的人都不难发现，它在诗歌理论上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的，但是一旦接触到《诗经》的具体作品，它就谬妄百出。例如《关雎》明明是诗人对河边采摘荇菜的美丽姑娘的恋歌，它却硬说是“后妃之德”，是什么“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

《诗经》中，凡是涉及到情感的诗，特别是涉及爱情的诗，它便一概生拉硬批，文不对题地说是表现“志”的。难怪梁启超说：“若细按其内容，（指《毛诗序》）则捧腹喷饭之资料更不可一二数。……凿空武断，可笑一至此极！”（《要籍解题及其读法》）然而，这种荒谬的解释，因为迎合了封建专制制度的需要，因此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竟一直被人们捧为圭臬！当然，也有一些明眼人对这种牵强附会的谬说议论纷纷，指责不已，但很少能触及问题的实质，不敢把矛头对准“反情以和其志”的“发乎情，止乎礼义”这一观点。

鲁迅先生对这种保守的文艺思想十分不满，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如中国之诗，舜云言志；而后贤立说，乃云持人性情，三百之旨，无邪所蔽。夫既言志矣，何持之云？强以无邪，既非人志，许自由于鞭策羁縻之下，殆此事乎。”（《摩罗诗力说》）由此可见，《毛诗序》的抒情言志说，即有进步的一面，也有保守落后的一面。它所确立的抒情的表现传统，正是包蕴着这种复杂而丰富的内容，制约着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发展，其影响竟长达数千年而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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