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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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之“和”

作者：万瑞

来源：《科教导刊·电子版》2014年第10期

摘 要 “和”一直以来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方面，《论语》为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书，能够充分体现孔子本人及其弟子关于“和”的思想。本文主要通过《论语》中对“和”的阐述，把握“和为贵”的思想内涵，着重讨论“和而不同”的方法论意义。 关键词 论语 和为贵 和而不同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当我们谈到“和”时不免会想到伟大的孔子。孔子关于“和”的论述众多，在此我们主要讨论孔子“和为贵”的思想以及“和而不同”的方法论意义。 1“和为贵”

在《论语》的第一篇《学而》中，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也就是说，要想施行好礼，就应该将“和”作为它的追求，而且事无论大小都应这样，这正是先王治国有方的可贵之处。但是，要达到“和”只知道“和”的宝贵而不知道方法是行不通的，更需要用“礼”来节制。

可以看出，“和”与“礼”在此是和谐统一的关系。“礼”的施行，以“和”为贵；“和”的达到，需“礼”来节制。然而，“人而不仁，如礼何？”（《八佾》）孔子在此引出了“仁”这一最核心的概念，认为人如果不仁的话，将无法对待“礼”。“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克己复礼”才能是“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同上）而且，为“仁”的道路很艰难，正如孔子对司马牛的形象回答“仁者，其言也仞”。（同上）孔子还规定了“仁”的几种品质“刚、毅、木、讷，近仁”。（《子路》）孔子以“礼”致“和”，用“仁”辅“礼”，仁礼相成，致于和谐。 2“和而不同”

“和”是处理人与人之间、事物之间相互关系的基本原则。所谓和，就是不同事物、不同方面同时共存、相互补充、相互调济达到总体上的和谐。而“同”是绝对的相同、一致，不允许不同和差异的存在。所以叫“和实生物，同则不济”，“和”是事物发展的基础。如果从《论语》中有子所言：“礼之用，和为贵”“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的角度来认识，“和”是以礼为准则处理各种不同事物以及同一事物不同方面的相互关系达到的最佳状态。由此可知，“和”与“同”是两个有严格区别的概念。“和”是保持矛盾对立面存在的和谐统一，是有原则的和谐，而“同”则是否认矛盾对立面存在的差异，强调绝对的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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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主张“和而不同”，实际就是主张在认识和处理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允许不同事物和不同方面的存在，主张坚持原则条件下不同事物和不同方面的和谐统一，这一认识和处理问题的方法论在当时是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的。孔子提出的“和而不同”的方法论在许多问题上都得到了程度不同的表现。

首先，“和而不同”的方法论在认识和处理君臣关系上就是要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八佾》）说得具体一点就是要求做大臣的要忠于职守，认真完成君主交给自己的任务。孔子认为这是人臣应该做到和不可放弃的原则，也是孔子教育弟子做人的基本准则之一。其次因为君主之所是未必是，君主之所非未必非，所以对于君主做得不当或错误之处，大臣应该敢于提出不同意见。“和而不同”在处理君臣关系时，就是既要忠于君主，又不盲从君主，而是对君主的错误或不当之处要敢于批评。 统治者的关系时就是要做到既要统治民众，又要恰到好处，使民众安于被统治的地位，也就是使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处于一个和谐的统治秩序之中。一方面孔子始终坚持对民众的政治统治。如孔子曰：“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子路》） “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阳货》）另一方面要做到修己和克己，加强统治者的修养，通过统治者的言传身教来带动百姓，因为“克己复礼，则天下归仁焉。”（《颜渊》）

第三，“和而不同”的方法论在认识和对待富贵和贫贱的问题上，就是要做到既要兼顾物质利益，又要坚持道义，而不是只注重小利。这反映了君子与小人的一个重要区别，因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孔子认为富与贵是人们的正常欲望。也就是说孔子并不排斥人们的正常需求，但是在富贵、贫贱面前要做到“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不以其道去之，不去也。”（《里仁》）关键是看这种富与贵是否符合道义，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孔子所要的富与贵是有条件的、有原则的。从孔子对富与贵、贫与贱问题的看法来看，他首先肯定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但他同时又强调“不义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第四，这种“和而不同”的方法论表现在出仕与隐居的问题上，就是孔子肯定“学而优则仕”，认为进德修业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为了从政。但孔子认为作为“笃信好学，守死善道”的君子应该做到“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应该是“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泰伯》）孔子把“有道”和“无道”视为出仕和隐居的原则。学习的目的之一在于当官，在于培养统治者，但是他同时又强调并不是任何条件下都主张出仕。

第五，这种“和而不同”的方法论在认识和对待礼的问题上表现为既要坚持周礼的原则，又不拘泥于形式和旧俗，而是要既坚持原则，又对旧俗做出一定的改革。如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 （《八佾》）再如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子罕》）也就是说在礼的形式上可以去奢从俭，但办理丧事要去易从戚。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认识和对待礼的问题上，孔子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既注重整体的和谐，又主张承认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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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提出的“和而不同”可以说是对前人和同思想的继承和创新，为新时代出现的新问题提供了一条解决问题的思路。 参考文献

[1]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2] 张立文.中国哲学史新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3] 杨树达.论语疏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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