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孩子抚养成本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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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孩子抚养成本调查

“在中国，把一个婴儿抚养到30岁，要49万元”！不久前，该新闻一经披露便立刻成为社会焦点。虽然记者经过调查发现，这是来自上海市徐汇区的数字，但是抚养孩子经济成本呈现几何级数的增长却是不争的事实。

今年30岁的王安，公务员，结婚两年，孩子刚刚出生不久，听到这个消息后，他开始担心自己的未来：“房子、车、孩子。加起来得100万了。我现在每年收入5万，30年也就是150万，这日子怎么过？”

“怎么会这么贵？”王安觉得自己想不明白这个问题。

30年49万：上海某区平均数

上海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徐安琪研究员最近发表了一个有关抚养孩子的经济成本的报告，在报告中，她根据2003年的物价水平，核算出徐汇区家长从孩子刚出生到30岁，共要在孩子身上投入49万元。

但有人认为，中国只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城镇居民年均收入6000多元，农村居民年均收入2000多元，根本无力承担高额的养孩子费用。如果养大一个孩子真要花掉49万元，在目前的中国恐怕不用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人口也只会自然减少不会增加。我国人口已达13亿，说明养大一个孩子要花49万元是注了水的数字。

但是事实上，徐安琪告诉记者，这并不是一个全国性的数字。这个数字来源于全国人均收入最高的上海市，而徐汇区的经济情况在上海市也是比较好的。从徐安琪的报告中看，被调查者中59.3％的受访者年收入在12000~60000元之间。

徐安琪同时也指出，这些数字是将7种类型各年龄段的孩子在2003年开销取平均数，再将各年龄段的平均开销总加得出的。也就是说将2003年的物价水平、消费结构等条件相对凝固下来，无论是30岁还是1岁，花销水平都以2003年的物价水平为参照。要强调的是，这并不是一个跟踪式的调查。

这两个因素加在一起，造成了抚养孩子成本的升高。如果从全国的水平来看，49万的数字显然是偏高的。但是，有一点同样毋庸置疑，在中国抚养孩子的成本正在呈几何级数增长。

教育成本大大提高

成本结构性变化

根据徐安琪的报告，这几年成本上涨主要有几个方面的原因，并呈现出结构性的变化。

首先是孕产期的直接和间接成本。在这次调查中，生育费平均需要5000元，而再加上营养


费、检查费等，平均要花11000元。此外，正在哺乳期的母亲自怀孕以来因请假、产假或退职等的间接经济损失人均为10800元（其中最高达15万元），丈夫的间接损失为人均800元（最高4.8万元）。即使不计此后的间接经济损失，孕育一个孩子的总经济成本已平均高达2.2－2.3万元，但个体差异仍十分显著，最低的仅为3800元，最高的近16万元。

其次是信息化和社会保险成本凸现。研究的统计结果报告，年均子女购买电脑、手机及电话／上网等信息通信费自幼托期的317元到高中已达2500元。而随着教育、医疗、就业和养老等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家庭的保险意识日渐增强，父母常常更关注子女的健康、保健和教育保障，重视购买相关保险，不少学校也组织学生集体参与相关少儿保险。根据调查结果，父母为不同阶段孩子医疗、保健和保险所支付的人均年费用都在1000元以上，其中学前儿童在2300~2500元上下。

最后，随着住房的商品化、货币化，成年子女尤其是儿子的结婚住房成本也成为不少父母新的焦虑和沉重负担。调查结果显示，除了子女尚幼而未考虑此事的外，三分之一以上有儿子的家长认同应全力帮助解决住房费用，无儿子的父母也有15％认为应尽力承担女儿的住房费用。

教育成本增长父母不堪重负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教育成本在总经济成本中的比重骤升，也导致了抚养成本的上升。从教育成本的结构看，主要在于学杂费过高。与以往研究结果相比，这次研究中的教育成本自幼托班起占子女所有花费中的比重在22％－41％之间。统计结果表明，学前教育的花费显著高于中小学义务教育，幼托班的年学杂费人均4600元，而支出6000元及以上的占26％，最高的达20000元以上。

即使是义务教育阶段，家庭所支付的人均学杂费也远高于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所明文规定的最高收费标准，其中最高的分别为9000元（小学）和12000元（初中）。受访家长为了让孩子受到更好的教育，常不假思考或无可奈何地顺应学校的额外收费要求。其中除了多收学杂费外，乱收费的项目名目繁多，如强制或变相强制推销、摊派不十分必要甚至根本用不上的教辅参考书、报刊杂志、指定的文具用品、商业保险、营养品、纯净水、校服，强行或变相强行要求参加不想听的收费补课、培训或参加收费较高但不想去的游乐活动等。至于为了跻身理想的学校或专业而支付的择校费、赞助费、降分录取费、转专业费等，不少家长已习以为常，或视作顺理成章，甚至心甘情愿地付出，并不将之归为乱收费之列。另外一些家长还要花钱让子女补习功课。

听到这一点，王安有点恍然大悟地感觉：“原来很多人读大学都不用付钱，现在不一样，三四年时间，大学学费已经从几年前的3000多元一直涨到六七千块钱。”

求职困难加大了抚养成本

社会问题增加父母额外付出

许多家长都指出，孩子成长中的许多费用是可以避免的，但是由于一些社会问题的久未解决，致使家长多花了许多冤枉钱。




王安就此深有感触。他对记者说，去年他夫人在北京市某医院生育时，为了得到好的照料，“光是送红包就送了几千块钱”。

好不容易等孩子长大上了学，许多家长还需要逢年过节给老师送礼，让自己的孩子得到照顾。而等到孩子毕业后，找工作、结婚、买房又成为父母头上的一个紧箍咒。王安自己坦言，八年前，他大学毕业，父亲为了帮他找工作，就花了2万块钱跑关系。毕业工作几年后，孩子又要结婚买房，“父亲又给我贴了一个首付8万，我身边的人没有几个人是完全靠自己的能力来解决房子的，都得或多或少靠家里的帮助。”

所以说，造成中国父母负担日益沉重的原因，既有其自身的因素，也是许多社会问题渗入育儿领域后造成的。所以抚养孩子的经济成本如何达到价廉物美，既需要家长自身投入的优化，也需要期待整个社会环境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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