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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超现实主义绘画的现实意义
作者：李世锋
来源：《科学与财富》2018年第10期
摘 要： 虽然超现实主义绘画不安宁的画面更多呈现着荒诞和非理性色彩，但却深刻反映了身处特定时代的艺术家们做为生活的体验者和历史的见证人的内心真实状态和感受。 本文结合历史背景，从图像分析的角度入手，通过解读几位超现实主义绘画代表艺术家在特定历史时期创作的一系列绘画作品，阐述超现实主义绘画不容忽视甚至不可替代的历史现实意义。 关键词： 超现实主义绘画；历史意义；恩斯特；米罗；达利
“超现实主义”这个名词，出自本世纪初法国立体派诗人纪尧姆·阿波利内尔（1880-1918）之手。他于1917年写给苔尔美的信中说：“再三考虑后，我确实认为，最好还是采用我首先使用的超现实主义这个词，它比超自然主义这个词更好。超现实主义这个词在扁中还找不到，它比由诸位哲学家先生们早已应用的超自然主义这个词用起来更方便。”由此可见，阿波利内尔创造超现实主义这个词的本意，在于以此来代替超自然主义这一名词。它的最初含义就是寻求超乎现实之上的种种未知现象，包括人生、社会、伦理道德和精神文明诸方面。安德烈·布洛东觉得这一术语最能表达这个文艺流派的宗旨，因而得名。
社会和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大事件经常会给艺术家们带来精神上的冲击，同时这种冲击又往往不可避免地反映到他们的艺术创作中，古今中外的艺术家莫不如此。
20世纪上半叶的超现实主义画家们和达达主义者一样，他们选择了探索人类灵魂深处的潜意识时空，以期把现实抛之脑后。哈布瓦赫在他的《论集体的记忆》一书中曾说到：“不是在记忆中而是在梦境中，心智最大限度地遁离了社会。”[1] 正如丹纳所说：“除非发生极大的奇迹，艺术家才能置身事外，不受洪流冲击。”[2] 超现实主义作家们三十年代的作品中不约而同地采用骨状物等主题和意象也在超现实主义绘画作品中赫然出现，这绝非巧合。
我们不难感觉到，由超现实主义画家们所揭示的已被理性掩盖的潜意识世界，由超现实主义画家们所创作的不安宁的画面，极为深刻地反映了那段特殊历史时期人们所特有的真实状态。超现实主义画家们是在对梦境领域做大规模开拓的同时，进行着对他们所身处的时代的下意识表现的。亨利·米勒对超现实主义做过几篇精彩的论述，他认为超现实主义是“宇宙混乱的体现”，同时也是“那个时代的秘密语言”。[3] 这番论述深刻揭示了超现实主义绘画的重大历史意义，我们从以下几位超现实主义代表艺术家的创作中可以得到进一步印证。 恩斯特：不和谐的幻想风景
适龄的德国画家马克斯·恩斯特 （Ernst）应召入伍，他说：“1914年8月1日，恩斯特去世。他在1918年11月11日复活。” 1939年，他的超现实主义绘画正变得更加富于寓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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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创作了一些借用大自然来喻示社会现象的作品，不过，以往象征生命的鲜艳绿色在此期的画作中已不复存在。《母与子》（1940-1941）本来是无限温馨的主题，但此时，母亲身上穿着烧焦了的树皮似的衣服，牵着狮头人面的孩子正欲跨超被火焚烧过的森林，脚下几只蜷缩着的鸟惊惶不安的眼神显出的模样。在《新娘的婚纱》（1939）一画中表现得最为强烈，华美的婚妆所衬托的竟是一张让人鹰骘的面孔。此外，《生的渴望》（1936）中疯狂生长的植物、《神的显灵》（1940）中寒日……这些创作于二战前后——这个敏感时间段期间的作品无不让人联想并感受到现实的阴影在画家心灵的投射。 米罗：笔下的凶险画面
西班牙画家胡安？米罗，（Miro）以其超然的恬淡显得似乎对政治毫不关心，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的艺术毫不缺乏指涉现实的意义，因为在特定的阶段里，他的作品是以罕见的面目呈现着。在庆祝米罗诞辰九十周年之际，西班牙文化艺术界盛赞他是“本世纪最能表现当代重大历史事件的画家之一。” 并不是没有根据的。
米罗有过一段对1940年进行《星座》组画（1939～1941）创作的心理叙述，可以做为理解他艺术作品现实意义的极好注解，他说：“当时，我以为我们失败了，没有更多的希望，我想用符号和形象来表达这种情绪，我在沙滩上画画，让波浪立即把它们冲走，或在空中设计各种图案和流动的线条，它们象烟一样飞上天去拥抱星星。” 而实际上，《星座》组画却是一组极为连贯而又抒情的作品，画面上细节纷呈，色彩极其绚烂，洋溢着的极其静谧和美妙的气氛，甚至达到和平岁月中创作的作品所再难企及的境界。这看似让人费解，不过，联系马格利特在四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出人意料地进入他艺术生涯短暂的“阳光风格”时期，也就好理解了。
达利：“时代变乱的先知”
按照史论界的共识，萨尔瓦多？达利（Dali）在1929至1939年间是个完完全全的超现实主义者，而这又是一个很特殊的时间段。尽管达利宣称，我要反复强调的是，我所有的创作并没有任何有意识的政治涵义。可同时他却又不断对时事作出敏感反应。也许达利只是想强调自己进行无意识创作的纯粹性吧，不过，不管他这些是出于有意识还是无意识，他厌恶和反对战争的意味和态度却是相当明显的。
达利喜欢用自然史的现象来解释同样的政治现象，对出现在《秋天的食人狂》（1936-1937）一画中的古怪生物，达利做出这样的解释，他说：“这些在秋天里相互吞噬的伊比利亚（古西班牙）生物表现了悲怆……。” 《怪物的发明》（1937），人们称它为达利预言性的纪念之作。画面中充满了燃烧的长颈鹿等怪异形象，完全是由一堆怪物组成的世界。达利后来解释道：“按照诺斯特拉丹姆斯（Nostradamus）的观点，怪物的出现是战争的一种预兆。这幅画是在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之前几个月在维也纳附近的塞麦林山区画的，它具有预言性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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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绘画的形式，呈现存在于内心世界的本质，这是现代艺术产生之后艺术本身所肩负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功能，超现实主义绘画也不例外，虽然那不安宁的画面更多呈现着荒诞和非理性色彩，但是却有相当一部分超现实主义绘画，正是当时丧失了理性的特定时代投射到人们内心的真实记录。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超现实主义艺术家们既是生活的体验者，同时也是历史事件的见证人，他们在特定时期所创作的作品不可否认地具有着强烈的社会和历史观照意义，对超现实主义绘画艺术所体现的现实性特征以及重要的历史性意义，我们有必要给予充分认识和客观评价。 参考文献
[1] 见《欧洲史》第526页.
[2] 见（美）H·H·阿纳森：《西方现代艺术史》326页. [3] 见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的记忆》74页.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xz.cn/42cbc114d05abe23482fb4daa58da0116d171f46.html
2023-03-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