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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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亭》在晚明文明史的意义



明代万历十五年至清代顺治八年（公元1587—1651），这 65 年是传奇戏曲的勃兴期，传奇创作呈现出百花争芳的局面。这一时期的传奇创作被晚明的进步思想推向了时代思想文化的主峰，大批文人士大夫投身到戏曲作品的创作中。传奇这一文学样式，成为了中国文坛的又一朵奇葩。

《牡丹亭》“至情”主题的文化意义其实是多方面的，但具有首要作用的意义应是：借情抗理。“以情反理，反对处于正统地位的程朱理学，肯定和提倡人的自由权利和情感价值，褒扬像

杜丽娘这样的有情之人，从而拨开了正统理学的迷雾，在受迫害最深的女性胸间吹拂起阵阵和煦清新的春风。”

从形而上的角度来看———明代后期是中国封建历史长河中较为浑浊的一股暗流。两宋时期，理学兴盛，至明代，桎梏人心的程朱理学被封建统治者大加倡导，被尊奉为官方正统，“洪武时期，考试限用《四书》朱注；永乐时期，更命翰林学士胡广等人编纂《五经四书大全》及《性理大全》，且命礼部刊布天下，进一步实行文化统治。”而其对在封建社会两性关系中处于劣势的妇女的身心戕害则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上有太后皇后们亲自编写对女性进行说教的书籍，如王太后的《女鉴》、仁孝文皇后的《内则》、蒋太后的《女训》等，下有王夫人的《女范》、朱隆基的《女教经》、郑氏的《女教篇》、王相笺注的《女四书》等，其目的无非在于“诱惑妇女成为封建礼教的殉葬品”。“《明史·烈女传》实收 308人，估计全国烈女至少万人以上”，有学者推测“明代的贞节牌坊立得最多”。

可见，“天理”借助于政治力量而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威，它以森严的理学秩序压制和禁锢着人们尤其是妇女们的心灵。所谓“物极必反”，任何事物一旦走向了极端必将遭到其对立面的冲击，走向滑坡，甚至于毁灭。至明后期，一方面，有志之士不堪重负，“作为统治思想的程朱理学，不仅遭到李贽等人的攻击，而且为广大士子所鄙弃。”程朱性理之学已经无法牢笼住有思想的头脑，人们意欲在“理”的窒息中寻找“人情”的出路；另一方面，由于天子不理政事，阁臣无所作为，朝廷对于海禁和贸易控制的松弛，国内外经济交流增多，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出现了“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神宗实录》卷三六一）的手工业工场生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发展，西方的个性解放思想随着资本主义经济渗透了进来。以李贽等为代表的心学思想者终于在理学黑幕的笼罩下撕开了一道裂缝，使人们看到了“个性解放”的春光，“有情之风”吹散了“无情的迷雾”，人们的自我意识觉醒了，久在樊笼的人们力图摆脱森严的封建礼教的束缚，开始追求真正的生活、真诚的自我和自由的个性。

汤显祖就是在这股春风的吹拂下，以其火一般的热情，描写了一个至情女子生生死死追求属于自己的爱情的感人故事。他借《牡丹亭》肯定了“情”的合理，尖锐地指责那些顽固守旧的理学份子“只会说这是天理所不能允许的事，哪里知道这在人性真情中是必定存在的”。（“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


汤显祖通过塑造一个与封建礼教背道而驰的典型女性形象杜丽娘，告诉人们妇女也有着“做人”的权利，并以此来指斥理学对人性的束缚。这在当时来说，无疑是一个伟大的举措。

俄国著名文学大师果戈里曾说：“内在的意义面———关于作品中的思想表达，总是在后来才理解到的。它寓于形象，分散于形象之中„„”这点对于我们回归文本进行分析研究是很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的。

情”与“欲”又是不同的，汤公自己曾宣称：“诸公所讲者，性也；仆所讲者，情也。”因而，“情”与“欲”的关系可以描述为：欲是形而下的、肉体性的，情是形而上的、精神性的欲是情的基础，情乃欲的升华。站在汤显祖所处的时代来看，当兰陵笑笑生、凌初等作家还热衷于展示欲望的放纵与宣泄的时候，汤显祖却已经在思考如何为自然而生的无法溟灭的情欲找到一个理想的归宿，他将“欲”升华到了“情”的高度。《牡丹亭》中的“情”乃“至情”，它叫“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它绝不是低俗的，汤显祖通过花神和判官之口说明杜柳之爱乃“阴阳正配”，他俩的缘分是生死簿上划定的，因而他们的爱情也是合乎情理的。杜柳二人的融合没有媚俗的意味，相反，作者以其深厚的哲学思考，从中国文化传统中寻找出哲学的武器———中国特有的阴阳哲学之宗教基础，即“两性交合”为核心的生殖崇拜来批判理学所谓的要“遵从传统”的扼杀人性的荒谬学说，从而肯定了人类的情感价值，张扬人类的自然性爱。在《牡》剧中，作者对于二人的性描写不落俗套，而是赋予了神话的色彩，给人以美的享受。汤翁以超现实的浪漫主义唯美笔法，将形而下的情欲描写地实际而又不失美感，他写出了一段旷世罕有的“无媒而嫁”、幽明难隔的“至情”姻缘，在爱情的美好颂歌中渲染了情欲，张扬了女性的个性生命，令天下人惊醒、动心！《牡丹亭》对那个时代个性倍受束缚、灵魂倍受麻痹的人们，无疑是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的。理查·霍根在《查特莱夫人的情人》1984 年第二版的序言中写道：“一个人没有精神，只有肉体，那是禽兽；但如果没（2000）有肉体，只有精神，则背离了人所应有的二元性。”而在《牡丹亭》中，汤显祖恰到好处地表现了肉体与灵魂的双重结合，他力图证明杜柳二人的结合是符合天理、符合存在的二元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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