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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魏晋时期的身体观及其文学表现
审美文化作为一种感性文化，其核心是身体文化研究，伊格尔顿甚至说“美学是作为有关身体的话语而诞生的。”王杰译，特里·伊格尔顿，审美意识形态，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现在，身体也成为中国文化研究中很重要的一个对象。但正如冯珠娣在与汪民安关于“身体”的对话录《日常生活，身体，政治》中所指出的那样“中国是没有身体的”。在这里，“身体”是指纯粹的肉体，是笛卡尔所谓“把身体看作与精神完全分开的那种肉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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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珠娣、汪民安，日常生活、身体、政治，社会学研究，2004年1月第109期而西方哲学自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就有灵魂与身体对立，灵魂统摄肉体等人对自身的基本认识，而由于灵魂来自神界，身体也就成了纯物质的肉体。如果从纯物质的角度考虑，身体在中国古典文学甚至中国古代社会都是缺失的。但是抛开纯物质的层面，中国古代社会是十分关注身体的：道家有“超越身心的自然身体观”，儒家有“身心一如的德性身体观”，及至于魏晋时期身体观更加凸显出来。总的来说，此期代表魏晋风度的名士是通过对个体身体的肯定及对社会政治身体的否定来达到超脱，实现自然方达、无所拘束的原生状态。
对于“身体”这一概念，在不同的时空及关系中，它所侧重的内涵是不一样的。在古希腊传统中，苏格拉底把生命二分为肉体和灵魂，认为灵魂是“人”的本质。近代西方，这种肉体、灵魂二分的二分法经笛卡尔的阐述后自成体系。此时，身体成为灵魂的羁绊。到二十世纪，又出现了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涂尔干、莫斯、布迪厄基于人类学传统的社会实践性身体，尼采与福柯的历史政治身体观，黄盈盈，身体·性·性感，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在梅洛·庞蒂那里，身体不同于作为生理性存在和客体对象的躯体，而是介乎于纯粹意识与生理躯体之间的第三种“实存”，是身心交融的主体，这与先秦及汉魏身体观中无感性与理性、身与心的二分是相通的。就中国古代而言“哲学在形而上层面讲天道自然，但其落脚点则是人当下的身心性命”刘成纪《形而下的不朽·汉代身体美学考论》据《淮南子·原道训》，人的身体包括“形神气志”四方面，只有四个方面“各居其宜”才算是完善的身体。（这里的身体无所谓纯粹意识主体或纯粹感性肉体之分，这与梅洛·庞蒂的主体、对象之外的第三种“实存”又进一步吻合：意识不是纯粹意识，“知觉着的心灵是一个肉体化的心灵”）而魏晋时期，由于政治上统治阶级纷争不断，世人多处于朝不保夕的境地，汉代所形成的“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学说也遭到严重破坏，礼法废弛，妇女混迹于男子之中；世人放荡，甚至出现违背伦理的过分放荡行为，如《宋书·五行志》记：“晋惠帝元康中，贵族子弟想与为散发裸身之饮，对弄婢妾。”面对统治者的高压政策、频繁的征战及伦理道德的沦丧，也出现了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追求自由与放达的魏晋名士，他们追求身体及生命的解放，反对社会及政治的身体，欲建构起本真的自我，执着于追求个体的身体，将道家“超越身心的自然观”发展至无以附加的地步。
在对待生与死的问题上，魏晋名士鄙视礼法，如嵇康的《大师箴》、阮籍的《达庄论》、《大人先生传》等都是张扬法自然、天道的思想，试图将身体从封建的纲常中解脱出来，嵇康在《难自然好学论》中认为“六经以抑引为主，人性以人欲为欢。抑引则违其愿，从欲则得自然”。正如弗洛伊德所说“压抑是文明的必要代价”，为追求自然本身之念，嵇康等提出“从欲”之说。而由于身体是意义的发生场，他们的思想表现在行为上则是放荡不羁，如阮籍“嗜酒放荒，露头散发，裸袒箕踞”（《世说新语·德行》），又如史籍对光逸、王忱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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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3-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