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转衰的根本原因是唐玄宗的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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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唐转衰的根本原因是唐玄宗的腐败

作者：易水寒

来源：《公民与法治》 2013年第15期



盛唐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是安史之乱，而安史之乱爆发的原因又是什么？尽管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我以为根本原因是唐玄宗的腐败，是唐玄宗的腐败葬送了盛唐的辉煌。

唐玄宗初即位，励精图治，“亲贤人，远小人，赏罚尽公，请托不行”（《资治通鉴》语），任用姚崇、宋璟、张九龄等一批贤相，把大唐王朝整治得井井有条，使之走向了“开元之治”的盛世，使中国封建社会走向了鼎盛时期。关于盛唐的富足，《资治通鉴》有这样的介绍： “是岁，西京（长安）、东都（洛阳）米斛值钱不满二百，绢匹亦如是。海内富安，行者虽万里不持寸兵。”（《资治通鉴》第15卷第6843页）还有，“开元十三年（725年），玄宗东封（去泰山封禅），以牧马数万匹从，色别为群，望之如云锦。”（《资治通鉴》第14卷第6767页）还有，开元十八年（730年）有一个统计，当年“天下奏死罪者止二十四人”（《资治通鉴》第14卷第6792页）。

从史籍这些零星的记载我们可以窥视到盛唐社会的富足、安定和大气。然而，随着唐玄宗的腐败，盛唐的辉煌渐渐失去了它应有的光环，以至发生了使国家跌人谷底的安史之乱。

那么，唐玄宗究竟是怎样腐败的呢？

其一，“亲小人，远贤人”。唐玄宗初即位，在用人上坚持“亲贤人，远小人，赏罚尽公，请托不行”的原则，用的全是贤相。“上即位以来，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张嘉贞尚吏，张说尚文，李元纮、杜暹尚俭，韩休、张九龄尚直，各有所长也。”（《资治通鉴》第15卷第6825页）这个评价是恰当的。可腐败后就变了样。

李林甫其人， “柔佞多狡数”， “阳面甘言啖人，而阴中伤之，不露声辞”。典型的“口有蜜，腹有剑”。就是这么一个只知玩弄权术和“善伺上意，投其所好”之人，唐玄宗居然提拔他当了宰相。而张九龄是唐开元年间和姚崇、宋璟齐名的一代贤相。此人不但文采飞扬，而且耿直、说实话、坚持原则。对于张九龄的为官，史籍上记载了这样的两件事：一是玄宗提拔李林甫为相时，曾问过时为宰相的张九龄，张九龄因对李林甫其人早有了解，毫不掩饰地以“宰相系国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异日为庙社之忧”为由予以否定；二是后官的武惠妃时为玄宗的最爱，“权势倾后宫”，一些大臣巴结唯恐不及，而张九龄则不然。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冬十月，发生了玄宗废太子瑛事件，武惠妃为使自己生的皇子寿王能成为太子，密使人谓九龄曰： “有废必有兴，公为之援，宰相可长处。”意思就是说，我想让寿王成为太子，你如果帮助，你的宰相之位可长期干下去。九龄非但不买账，反而进行了叱责。就是这么一个非

常耿直且有原则的宰相。唐玄宗居然听信李林甫等小人之言，以“忤旨”为由把他逐出了朝廷。

李林甫为相和张九龄的罢相，是唐朝政治由清明或比较清明转入黑暗的标志性事件。对于李林甫的为相，史籍上有这样的评价：“上晚年自恃承平，以为天下无复可忧，遂深居禁中，专以声色自娱，悉委政以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宠；杜绝言路，掩蔽聪明，以成其奸；妒贤嫉能，排抑胜己，以保其位；屡起大狱，诛逐贤臣，以张其势。自皇太子之下，畏之侧足。凡在相位十九年，养成天下大乱，而上不之悟也。”（《纲鉴易知录》唐卷第1317页）

对于张九龄的罢相，史籍上也有评价： “九龄既得罪，朝廷之士，皆容身自保，无复直言。”（《纲鉴易知录》唐卷第1300页）由此可见，用人正确与否，事关国家安危，不可不慎也。




其二，骄奢淫逸，致政事废弛。人一骄奢，必然斗志衰退；斗志衰退，又必然“懒政”，这是政治的铁律。历史上没有听说过哪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者会懒政的。

唐玄宗先是贪恋武惠妃，可好景不长，武惠妃得产后病死了。惠妃殁后，后宫数千竞无当意者。玄宗于是让高力士潜搜外官，高力士发现玄宗和武惠妃生的皇子寿王瑁的妃子杨氏之美，绝世无双，就把她推荐给了唐玄宗，玄宗一见倾心。老公公娶儿媳妇，尽管“他老李家”的母系全是鲜卑人，游牧民族出身，不太在乎儒家文化中的道德伦理，但总是觉得有失大雅，想来想去想出了如下主意：让寿王妃杨氏自愿入宫当“道士”，号太真，以掩人耳目。另给寿王娶左右卫郎将韦昭训之女为妃。

杨贵妃的人官，一方面成就了所谓的“李杨爱情”那样一段佳话。另一方又大大地加剧了唐王朝的社会危机。“贵妃方有宠，每乘马则高力士执辔授鞭，织绣之工专供贵妃院者七百人，中外争献器服珍玩。岭南经略使张九章，广陵长史王翼，以所献精美，九章加三品，翼人为户部侍郎；天下从风而靡。民间歌之日：生男勿喜女勿悲，君今看女作门楣。”（《资治通鉴》第15卷第6173页）贵妃受宠，恩及全族， “赠其父琰兵部尚书，以从兄鼯为殿中少监，锜为驸马都尉，三姊皆赐第京师。宠贵赫然。杨钊者（即后来的奸相杨国忠），贵妃之从祖兄也，不学无行。从军与蜀，至长安见诸妹，引之见上，得出入禁中，授金吾兵曹参军。”（《钢鉴易知录》唐卷第1306页）如此的腐败，不可能不引起民愤，不可能不激化社会矛盾。

特别值得提及的是，自贵妃开元二十八（740年）入宫到天宝十四载（755年）安史之乱爆发的十五年间，是玄宗荒政的十五年。他先是把权力托付给奸相李林甫，后又把权力托付给奸相杨国忠，自己“深居后官，专以声色自娱”。他不止一次地对高力士说：“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夫复何忧！”至于李林甫、杨国忠二奸相弄权枉法，搞得天怒人怨，他皇帝老子不知道，也从不想知道。天宝十载（751年）夏四月，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讨南诏蛮（今大理），“大败于泸南，士卒死六万人，仲通仅以身免”，如此的祸国殃民，杨国忠“掩其败，叙其功”，玄宗居然也相信。安禄山“阴蓄异志，殆将十年”，朝廷人人都知道安禄山要反，唯独玄宗不知道。一直到“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他皇帝老子才如梦初醒。这难道不是一种讽刺？

安史之乱的爆发，看起来具有偶然因素，其直接导火索是唐玄宗想任命安禄山为宰相，杨国忠不同意，草制被一个叫张琯的翰林泄出，安禄山于是“以国忠为名”起兵反于“范阳”（今北京）。实则却是唐玄宗长期骄奢淫逸，驰于政事的必然结果。是安禄山看到大唐王朝上下离心，腐败丛生，武备废驰，从而为实现个人野心而采取的必然选择。

历史是已有的智慧，是今人之鉴戒。唐玄宗为何先理而后乱？答案很简单：“为人君者，正心方能正朝廷，正朝廷方能正百官，正百官方能正四方。”（《资治通鉴》语）唐玄宗先前行得正，所以他把国家搞上去了；后来为什么乱了？乱了是因为他腐败了。人_旦腐败，就成了欲望的奴隶，就没了精神，没了原测，同时也没了未来。

历史同样证明，在一个权力不受任何制约的环境下，滥权将是必然的。“君诞妄而臣佞谀”将成为官场之常态。规范权力的运作，既是历史留下的经验，同时也是现实的迫切需要。

盛唐转衰的历史还告诉我们：对任何政权的拥有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拥有不拥有全看执政者的执政表现。“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时刻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才会得到人民的拥护，否则终将被历史，被人民所抛弃。


时刻不忘来自执政者本身的挑战，时刻不忘自身建设，这始终是执政者能否长期执政的根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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