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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古之子忆父亲短暂的辉煌
作者:李 菁
来源:《领导文萃》2011年第04期
“负总责”
父亲在苏联待了三年,他的理论水平和组织能力都得到大大提高。1930年5月,父亲回国。他先是做了一些宣传工作,后来又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书记。当时父亲只有20岁出头,资历也比较浅。谁也没想到,一些历史契机把他推到了中共最高权力的位置上。 1931年,顾顺章、向忠发先后叛变,他们供出许多高层领导的住址,许多共产党人被捕,中共党组织被破坏,处在非常混乱的状态。9月初的一天,周恩来与王明一起来到父亲住处,告诉他说,周恩来要去中央苏区任军事部长,王明要去苏联任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团长,要父亲出来主持中央工作。父亲当时听了大吃一惊,提出这样做不符合组织手续。周恩来和王明回答:已与共产国际远东局商妥,再给共产国际远东局发个电报就可以了。就这样,24岁的父亲成了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者。
现在很多史料在提到这一段时,都称其为“中共临时中央”。但是如果查看这个时期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的电报,会发现上面根本没有“临时”的字样;1932年5月3日周恩来、王稼祥、任弼时和朱德给中央的报告也只写“中央”,而没有“临时”字样。父亲当年在延安整风时的检查里就写过:“为真理起见,我不得不声明,‘临时’二字在上海时未听见过,遇中央委员多的地方交出来,亦未听见过。” 退出权力
1934年1月,在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父亲与周恩来、张闻天与项英当选为政治局常委,父亲任总书记。不久长征开始,父亲与周恩来、李德组成了“军事领导三人小组”。他们的分工是:父亲负责政治,李德负责军事,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施。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是公认的中共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其实在谈到这段历史时,很多人忽略了一点:父亲作为中共的最高领导人,主持了整个会议。这次会议有几项重要决定: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原来的“三人团”,仍由朱德和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其中周恩来是“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又确立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这次会上,并没有让李德发言,我后来从父亲留下的笔记中看到,会上,当其他同志向他发难时,他没有打断任何人的发言,也没有提出中止会议。父亲虽然在事实上失去了领导权,但此时,他仍然保留着总书记的头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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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5日,周恩来找到父亲说:蒋介石文武双全,又有政治手段,我们必须要找个比他强的人领导。我考虑了很久,这个人是毛泽东。周恩来表示,中国革命要打倒蒋介石,必须由毛泽东领导。现在我们商量由张闻天接替你当总书记,也是过渡的。
父亲听罢,认为周恩来说的有道理,他立即坦然地把中央委员会的印章、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印章与中央书记的条形章都交给周恩来。当时,凯丰等人建议父亲不要交权,要把情况汇报给共产国际,由共产国际最后来处置。但是,父亲还是从大局出发,第二天,就把象征着中央总书记权力的两只铁皮箱送到张闻天的住地。从此,张闻天担任了党中央总负责人。父亲仍任中央常委与军委委员之职,与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共同领导长征。
遵义会议后不久,成立了毛泽东、周恩来与王稼祥三人组成的军事小组,成为最高的军事领导核心,“军事领导三人组”取代了遵义会议前的“最高三人团”。毛泽东的领导地位逐渐确立起来。三渡赤水后,一些中高层部队领导人对部队大规模迂回不满,认为这样会拖垮部队。当时父亲和周恩来两人以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身份,出面给大家做工作,把事情平息下去。 如果说父亲早期还对自己的指挥权被剥夺有一些想法,到了后来,他则完全信任毛泽东的军事指挥,并发自内心地支持他。当张国焘要带着红四方面军南下的时候,还曾经找过我父亲,反复强调说遵义会议不合法,红四方面军不同意。但是父亲没有动摇。后来毛泽东向周恩来说:“秦邦宪(博古)是一个很有原则、很有组织观念的人。”
虽然父亲去世得很早,但有一些叔叔阿姨对我们几个孩子一直很好。上世纪50年代,每逢父亲的忌日,如果母亲出差不在家,朱德就经常把我们几个孩子接到中南海,和我们一起吃饭。有些叔叔阿姨在私下里经常跟我说这样的话:“你爸爸是好人,很有学问,他为人很正直,从来不搞什么阴谋诡计,光明磊落,而且能上能下,服从党的需要。”“文革”期间,有一次我去看望受冲击的王震叔叔,陪他散步的时候他说:“你爸爸是好人……”然后就不再说什么了。我也不敢再追问,我想他们也有难言的苦衷。
毋庸讳言,父亲曾经一度对遵义会议有不同意见,转不过弯子来,认为自己没有什么错误。路线上如果有问题,那是共产国际来负责的;军事指挥是和周恩来负责的,他最想不通的,是把肃反扩大化的责任全加在他的身上,他觉得非常冤。直到1943年,党的“七大”召开之前,他才真正认识到遵义会议是正确的。
妈妈曾多次告诉过我:你父亲因为不懂得中国社会实际情况,所以走了一段弯路。但是后来对这些问题有所认识,他勇于承认错误,也对自己给党造成的损失悔恨莫及,所以他在“七大”的检查做得很深刻。妈妈说,你爸爸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我给党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我就是再做多少工作都弥补不了这个损失。父亲一度身体不是很好,医生建议他不要过度劳累,可是父亲依然故我。也许他在用这种方式“赎”自己的“罪”。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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