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客帝国》的隐喻：秩序、法律与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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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客帝国》的隐喻：秩序、法律与自由

作者：暂无

来源：《检察风云》 2017年第24期



技术控制似乎比权力统治更有效，代码规制似乎比法律调控更直接，私人管制似乎比政府治理更便捷。人生而自由，却无所不在枷锁中。

书名：《法治漫笔》

著者：高鸿钧

出版：译林出版社

在《黑客帝国》中，一个黑客去同尼奥私下交易，尼奥从一本掏空的书中拿出一张非法软件，《拟像与仿真》的书名随之闪现。这个特写镜头暗示影片与作品的潜在联系，也传达了导演对该书作者的敬意。该书作者是当代社会理论大师鲍德里亚，导演卓斯基兄弟是他的书迷，影片立意、话语和意象无不闪烁着鲍式的思想、洞识与灵感。另一个线索是，德国的托依布纳是卢曼社会系统论和法律系统论的得力传人，他在《匿名的魔阵：跨国活动中“私人”对人权的侵犯》一文中，所使用的“魔阵”一词是Matrix的中文译名，而Matrix恰是“黑客帝国”另一种中文译名，两者都是对现代社会的隐喻。

现代社会的隐喻

Matrix是什么？它是母体，是魔阵，是系统，是控制。它是我们最大的敌人，置身其中，四处一望，我们可以见到官员、商人、教师、律师、木匠以及其他芸芸众生。Matr ix无处不在：当我们置身办公室、课堂、会场、股市、网络、厕所以及睡梦中，它都如影随形，跟踪着我们，控制着我们。正是这个Matrix蒙骗了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看不见真相，麻醉了我们的神经，使我们觉察不到虚假。它禁锢了我们的大脑，使我们失去了反思意识；束缚了我们的手脚，使我们丧失了反抗能力。我们处在战时，却误以为和平；成为了奴隶，却误以为自由；拥抱愚昧，却误以为追求真理。于是，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

在此系统里，我们是一段被编码的程序，代码决定了我们的功能，架构决定了我们的选择范围。在那里，我们选择程序和被程序所选择，我们甚至选择了超出自己理解能力的选择，而对于选择的真正考验就是再次做出同样的选择，因为人们或者不能预测自己的选择结果，或者对他人的选择结果不能预测。我们有时知道应该怎样选择，却不能那样选择，有时虽然知道能够那样选择，但又不知道怎样选择。上述语言和情景不正是《黑客帝国》的写照吗？那是一个虚幻的世界，一个机器控制的系统。然而，这不禁使我们联想到边沁的“全景敞视监狱”，韦伯的“铁笼”，福柯的“规训社会”，卢曼和托依布纳的“自创生系统”。在边沁那里，“全景敞视监狱”是控制囚犯的完美设施；在韦伯那里，自由的生命个体在算计和博弈中，最终却落入了形式理性的牢笼；在福柯那里，宣称解放的人类，最终却把社会打造成规训无所不在的牢狱；在卢曼和托依布纳那里，现代社会和法律都分化成铁板一块的系统魔阵。系统自我建构、自我描述、自我调节、自我维持、自我操作、自我创生；它是沟通的建造物，是代码区分的二元世界。

现实社会中的秩序如果说Mat r i x就是社会的缩影，那么，它不是一个扭曲和虚假的社会吗？那么，正常和真实的社会又在哪里？柏拉图说，它在理想国里，现实是一个扭曲的洞穴。然而洞穴中的众生已经过惯洞穴中的生活，真实世界的阳光反而刺眼，于是人们宁愿生活在洞穴中，在黑暗中捕捉真实的虚影。实际上，在哲学王领导的真实世界里，人类并没有真正的平等和真实的自由。在那个理想国里，国王还是国王，士兵还是士兵，奴隶还是奴隶，所不同者


只是国王用哲学统治，士兵具有了“卫国者”的光荣称号，奴隶换成了另一批“会说话的工具”。由此看来，那个真实的理想国，不过是另一个虚拟的洞穴，变化在于精神控制代替了身体枷锁。

面对这个充满魔力的Mat r i x所施展的“吸星大法”，老左翼在历史发展的“否定的辩证法”中陷入悖论；新工党则改弦易辙，匆忙中把“人类动物园”改建成“丛林迪士尼”；后现代主义在精神呜咽中叙说着对文明的不满，并在审美迷狂中实现着自我超越；新保守主义则根据旧版社会达尔文主义，热泪盈眶地宣布新自由主义是“历史的终结”；而原教旨主义则在极化地方性知识的精神亢奋中，从恐怖战略中发现了行动的力量。于是，热血青年从街头广场退入购物中心，产业工人急于把蓝领换成白领，莘莘学子则迫不及待地加入房奴、车奴和卡奴的虚拟矩阵。政治领袖在继续忽悠民众的同时，想方设法完成知识符号的现实超度，因为他们深知，知识就是权力，技术官僚就是系统控制的工程师，没有知识的权力，技术官僚就缺乏控制的力量；没有权力的知识，系统工程师的控制就无从谈起。

幸运的是，信息技术为人们建构了一个虚拟世界。人们在那里享受空虚的充实，而不再忍受充实的空虚；可以把陌生人变成老熟人，把老熟人变成陌生人；把妻子变成情人，把老板变成老公。真实世界是荒漠的废墟，单调而乏味，压抑而拘束，而虚幻世界则是奇妙的仙境，丰富而有趣，轻松而自由。

然而，这一理想不久就灰飞烟灭。虚拟社会天生也不自由，规制它的是架构和代码：架构就是约束，代码就是法律。代码是一种变相的规制，正如凝视是一种无声的语言。虚拟社会天生也不民主，统治它的是编程者、黑客和监控者，编程者设下程序“枷锁”，扣下代码“暗杠”，黑客的“特洛伊木马”游荡在我们信息隐私的王国中，随时可以攻陷我们的“城堡”，而无所不在的电子蠕虫就潜伏在我们的网络头脑中，随意透视我们的每根神经。

虚拟世界造成了信息偏食和群体极化，带来了网络贩毒和在线卖淫，导致了违法与犯罪的隐蔽化、跨国化和全球化，而这一切都对现实社会构成了侵害。于是，现实的法律对网络的架构和代码进行规制。由此虚拟世界与现实社会相互联通。更准确说，虚拟世界是现实社会的翻版，现实社会是虚拟社会的投影，扭曲社会是正常社会的镜像，正常社会是扭曲社会的别称，正如数字不过是自我的心理投影，真实乃是大脑中的刺激信号。技术控制比权力统治更有效，代码规制比法律调控更直接，私人管制比政府治理更便捷。人生而自由，却无所不在枷锁中，虚拟世界中自以为自由的网民，也许比现实社会之人更是奴隶。

生活世界的法律与自由

如果说“锡安”是人类的缩影，它被自己的制造物逼入绝境之后，生存迫令自然就是“拯救锡安”。“锡安”隐喻上帝子民之城，暗指基督教圣地，是西方世界的缩影。于是就有了自我与他者的区分。自我是西方，是正义的真实社会；他者是非西方，是邪恶的虚拟世界；正义与真实的化身是尼奥，邪恶与虚拟的符码是史密斯，于是一场进攻与防卫、恐怖与反恐怖以及生存与灭亡的大决战不可避免。虚拟世界的机器人强大无比，不然，便不足以表达人类恐惧之深，不足以彰显人类危机之重，更不足以体现人类拯救之迫。尼奥隐喻耶稣，一位黑客出身的“克里斯玛”，他要破解母体自我繁殖的密码，改变等式平衡。

昂格尔是另一位预言者，他宣称自由主义的形式法业已解体，取而代之的法范式或许是源自生活世界的习惯法。这种视角与埃利希的“活法”暗合。这两位预言者的预言并没有很快应验，欧陆的法典“死法”早已把埃利希的生活“活法”吞没，而美国的自由主义形式法并未解体，解体的却是预言者所创建的批判法学流派。不过，在法律全球化过程，他们的预言有些歪打正着。新商人法以商人私约的形式成为了“活法”，逃避了主权的规制，托依布纳说这是埃


利希“活法”预言的兑现。然而不幸的是，这种来自经济系统的“活法”却成为规避劳保和环保的“腐败之法”。

事情并不如此简单。尼奥不过是一段超级程序，而“先知”也不过如此，他们的合谋与“锡安”大众的合力，也无法应对虚拟世界的进攻，因为系统的代码早已设定，程序按其功能迫令，是其所是，成其所成，毁其所毁，灭其所灭。更何况机器人比人类更少怯懦和私心——设计时把这些基因缺陷剥除了。这就需要尼奥返回源代码，会见程序设计师，通过改变源代码改变等式平衡，改变系统的运行逻辑。马克思、尼采、福柯和哈贝马斯尽管路径不同，都认为现代性问题主要出在源代码上，都想设法改变现代社会的源代码。

对于社会的反思来说，一万句苦口婆心地劝谏，不如一个灾难的教训更有效；对于人类和平而言，一千个世界主义的口号不如一次残酷的战争更有效；对于系统的调整来说，一百种环境刺激不如一次重大危机压力更有效；对于民主和自由来说，数十部宪法不如一个个自主的公民更有效。故而，马克思从阶级压迫中预见了解放的动力，康德从战争的残酷中看到了永久和平的曙光，福柯从权力的规训中洞悉了个体伦理完善的重要性，哈贝马斯从生活世界自主公民的呐喊中察觉了现代性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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