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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锐于千载:辛亥革命百年反思
作者:章开沅
来源:《决策与信息》 2011年第2期
文/章开沅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就是辛亥百年。
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说:“18世纪之末,19世纪之初,专制仆而立宪政体殖焉。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经济问题继政治问题之后,则民生主义跃跃然动,20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擅扬时代也。”
“百年锐于千载”是孙中山对于同盟会成立前那一百年世界历史的精辟概括,也可以用来形容同盟会成立后这一百年的世界历史,因为20世纪的“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等等,其变化的幅度之大,速度之快,远远超越了19世纪那一百年。反思辛亥百年,应在时间与空间两方面作更大的扩展,以期形成长时段与多维度的整体考察。
重新思考三民主义
首先是民族主义。过去的研究多半侧重于“排满”问题探讨,而有意无意冷落了“五族共和”的阐析。其实,在中华民族作为国族认同方面,辛亥那一代人不仅开创于初始,而且还在政治、制度、政策乃至文化诸层面有持续的探索性实践。应该承认,孙中山及其后继者,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方面也有不同程度的贡献,至少我们在中华民族作为国族的总体观念上与前人是一脉相承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在增进民族平等、团结,发展民族地区经济、文化,乃至促进少数民族内部社会革新等方面都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绩。但是,在民族认同与民族团结方面仍然存在着若干问题,仍然需要从历史到现状进行系统的梳理与总结。
作为历史遗产,辛亥革命也有负面的因素。为鼓励民众推翻清王朝而鼓吹“排满”,显然助长了大汉族主义或汉族中心主义。以20世纪初革命报刊宣扬的“黄帝文化”而言,至今我们一味“弘扬”而未能有所“扬弃”其“汉族中心主义”内涵。所以我不断提倡“新黄帝观”,即给始祖文化符号以更具包容性的诠释,以增进中华民族作为统一国族的认同,可能也更符合孙中山“五族共和”的积极意蕴。
其次是民权主义。辛亥革命开启了共和之门,迈出了走向共和的第一步。就以孙中山自己为例,他对五权宪法的创建寄予很高期望,曾经明确揭示:“以三民主义为立国之本原,五权宪法为制度之纲领。”但对于这个理念,连孙中山自己也还缺乏相关的架构设计。直到1920年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并就任非常大总统之后,孙中山才逐步把五权宪法从抽象理念形成完整的国家体制框架。概括起来是:1.以“权能分离”作为理论基础;2.“五权分立”具体化,成为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五院政府的架构;3.进一步确定县一级实行选举、复决、罢官、创制等直接民权,每县选代表一人,组成国民大会代表全国人民行使政权,并授权中央政府行使治权。
但是,孙中山却未能在生前实施自己的方案;而国民党定都南京以后,所谓“五权分立”的推行也是举步维艰,其后逐步演变得荒腔走板,更非孙中山所能预料。“五权分立”为了防止西方议会、政党政治的弊端,将考试权从行政权中分出,纠察权从立法权中分出,借以寻求更为完善的权力相互制衡。国民党内外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服膺者也并非都是虚应故事,其中确实有些忠贞之士满心期望通过五权宪法的实施,把中国引向民主与法治的进步道路。但是,任何良好的民主政治设计,都改变不了国民党政府“党治”、“军治”、“独治”的严酷
事实,“五权分立”的政治架构只能流于虚有其表的形式。这种披着五权宪法外衣的威权统治,在1949年以后随着国民党的失败而转移到台湾。直到蒋介石死后,迫于内外形势的急速变化,蒋经国在临终前解除了党禁、报禁与戒严,这才结束了蒋家王朝的威权统治。正是在此以后,“五权宪法”、“五权分立”才真正在台湾受到全面检验与不断修正。
最后是民生主义。这是孙中山最具前瞻性的思想遗产,也是当时最为曲高和寡的政治主张,但在百年之后却成为中国与世界面临的最为紧要的严重问题。孙中山师法亨利·乔治与约翰·穆勒,同时又从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以及均田、公仓等方案中受到启发,提出“平均地权”以防止资本主义贫富两极分化的弊害。孙中山自信“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过去曾被讥评为徒托空言,其实他和他的后继者在这方面还是做过多方面的探索与讨论,积累了颇为丰富的经验教训。民生一词,从经济而言,涵盖发展与分配两个方面,这就是孙中山所说的“欧美强矣,其民实困”。20世纪初始,中国资本主义还处于极为幼弱的时期,1905年提倡“节制资本”诚然是“睹其祸害于未萌”,但现今对于中国而言则早已是严酷的现实。尽管我们坚持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并未能置身于资本主义“祸害”之外,而双轨制经济并存衍生的权钱交易,更使这种“祸害”愈演愈烈。因此,最近几年,政学各界及媒体、网络苦心积虑,“民生”一词遂成出现频率最高的话语之一。
孙中山:伟大的国际主义者
孙中山及其后继者设计的多种具体方案,已成昨日黄花,很难解决当前社会深层转型的复杂问题,但“一手抓土地流转(平均地权),一手抓投资调控(节制资本)”的思路仍然可以对我们有所启发。孙中山晚年对世界主义,特别是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关系的思考,经过百年世界风云变幻的映照,在全球化浪潮已经席卷世界各地的今天,仍然可以发人深省。孙中山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又是伟大的国际主义者,从革命一开始就谋求国际合作,而且晚年还更为热忱地呼吁建立一个和平、公道、合理的世界新秩序。
晚年的孙中山,不再简单地以东方、西方或者肤色差别划分世界,而是把世界区分为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两大阵营。他呼吁全世界“受屈人民”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而所谓“受屈人民”也包括“压迫民族”中的“受屈人民”,以及虽已强大然而真诚支持世界各国“受屈人民”的苏联。他甚至天真地把“苏维埃主义”与中国传统的大同理想等同起来,劝说日本“联苏以为与国”,共同支援亚洲乃至全世界“受屈人民”的反帝斗争。这可以认为是孙中山民族主义的又一次升华。
孙中山以“恢复中华”作为自己革命生涯的发端,但是从来没有把民族主义的范围局限于中华,更没有以此作为终极目标。他认为民族主义乃是世界主义的基础,因为被压迫民族只有首先恢复民族的自由平等,然后“才配得上讲世界主义”。并且期望以俄国人民作为欧洲世界主义的基础,以中国人民作为亚洲世界主义的基础,然后扩而大之,才能实现整个人类的世界主义。
百年以来的世界,风云变幻,日新月异。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冷战与后冷战时期的国际格局演变,与孙中山的理想相距甚远。但是他的总体思路,特别是有关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之间关系的深层思考,并非纯然是美好的空想,仍然有许多值得重视的现实依据。在全球化潮流席卷整个世界,人类已经进入网络化信息时代的今天,如何正确处理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之间的关系,仍然是极为复杂而又必须回答的重要问题。当前某些政论家正在构思的所谓“全球地方关系”(global-local relationships)或“全球地方化”(glocalization),与孙中山的思路正相呼应,似乎一脉相承。
举一可以反三。中国现代的历史叙事,必须以更为超越的心态,广博的胸怀,把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并真正置于世界之中,作百年以上长时段的宏观考察与分析,才可以谈得上史学的创新,思想的解放,对中国、对世界,于学术、于现实也才都大有裨益。
我认为这是对辛亥百年的最好纪念。
(作者: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华中师范大学前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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