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学论文--从女大学生愿嫁“富二代”看女大学生婚恋观

2023-02-02 07:29:14   文档大全网     [ 字体: ] [ 阅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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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女大学生愿嫁“富二代”看女大学生婚恋观

由广州市妇联主办的广州地区首届女大学生论坛近日开幕,并首次发布《广州女大学生价值观调查红皮书》。其中59.2%愿意嫁给富二代,理由是可少奋斗很多年,超过总数的一半;57.6%则愿意选择“潜力股”结婚对象。(412日《广州日报》)

作家告诉我们,每个年轻女生都有一个白雪公主梦,等着白马王子来临,带上她过着幸福的生活。而社会学家告诉我们,时代在变迁,女性择偶观也随之而变,与之对应的,是每一个时代总有某个社会精英群体成为女性憧憬中的择偶对象。

其实,“富二代”到目前为止,仅仅是一种口语化的表达,还没有严格的标准与定义。几十年前,我们讲“富”,是以“万元户”为标志的。根据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教授的测算,按照人均货币收入或者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来看,30年前的1万元,大体相当于现在的近30万元。如果以此为标准确立的“富二代”,并不具有研究价值。那么,究竟父母拥有多少财富的子女才算得上“富二代”?100万,还是1000万?没有标准,就没有归类对象。就如一千个观众眼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在不同女大学生眼中的“富二代”,有不同的标准。

这是个发展速度极快,价值选择多元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人们可以通过各样渠道尽情表达自己的情感倾向和价值观念。但无论价值观如何多元化,6成女大学生愿嫁富二代”的选择仍然殊堪忧心。毫无疑问,女大学生秉持这样的价值观,是浮躁心态的表现。但是仔细剖析就会发现,“走捷径”的风行,与其说是取巧心态的反映,毋宁说是一种发展希望破灭之后的无奈自嘲,社会语境在象牙塔的反光折射。睽诸社会,不单单女大学生,许多群体都存在这样的浮躁心态,凸显了当前社会中的诸多问题。

就像《蜗居》里呈现的,最焦点的话题还是房子。怪不得很多人看罢剧集,都长叹一声。电视剧的故事,有极大的代表性,也是社会问题中不可回避的最重要话题。八成公众认为幸福与房子有关,这是一个怎样的价值判断,又呈现了何样的民生图景呢?在面对社会的压力,大学生也有权利追求更好的生活条件。但富二代是否就意味着以后会有幸福的生活呢?这就不一定了。擦亮眼睛,体味人生,千万不可以盲目去崇拜富二代。

这是一个最感性的时代,这也是一个最理性的时代,这还是一个最人性彰显的时代。何一个人都可以有与其他人不同的价值观和择偶观,我们不能因为自己不认同或者没赶上就去批判别人。有容乃包。正如公教授所说,只要是合法的,就不能批判。

近六成女大学生愿意嫁“富二代”,也并不意味着这六成女大学生非“富二代”不嫁。坐吃山空、游手好闲的“富二代”,当然不能嫁;如果“富二代”在综合素质方面符合自己的择偶标准,又有什么不能嫁的呢?

“嫁富二代”有没有错不能一概而论。首先,女大学生愿意嫁富二代,只能说明女大学生不排斥嫁富二代,嫁富二代这一行为本身其实是不应该批判的,如果是因为感情因素的话,是其他人不应该去干涉的,但是如果只是为了利益观念而去嫁富二代,就会显得很不值得。另外,富二代在当今其实是一个被一改贬话的群体,其实并不是所有的富二代都是不务正业的,所以这一论题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对与错,要视具体情况而论。

“女大学生要嫁富二代”本来就没有错。嫁给一个有经济实力、受到过良好教育的“富二代”有什么不好呢?“穷二代”通过自身的奋斗获得成功固然值得敬仰,但“富二代”借助父辈的力量更进一步难道就不值得尊敬了吗?

不可否认,有的“富二代”确实遗传了父辈“暴发户”的习性。但是,我们更应看到社会大趋势:相当多的“富一代”已经成功转型。他们将自身没有受到的良好教育投入到下一代身上,这就使得“富二代”更具社会竞争力。


“女大学生要嫁富二代”是理性的。嫁给“富二代”可以少奋斗十年,虽说有点庸俗主义,但我们能否认这个事实吗?三代培养一个“贵族”,嫁给“富二代”可以使后代提前一代成为“贵族”——而这,恰恰是物竞天择的结果。仅仅将女大学生置于道德烤架上进行解析,就失去了这个命题的真正意义。只有全社会创造出资源合理分配、人才合理流动的体制机制,才会有更多的女大学生选择就业和创业,而不是嫁作花瓶。

我认为,经得住阳光检验的财富应该成为我们社会的主流。“富二代”比“穷二代”更具成功的资源和优势,如果教育和培养得当,他们毫无疑问地会成为这个社会的强势人群。女大学生选择富二代没有错,就像两个集合中元素的一一映射,每个元素有自己的特点,他们都是平等的,只要条件适合,就可以找到对方。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女大学生愿嫁富二代”的现象其实仅仅是中国现实转型社会社会中理性个人对抗风险性压力的策略性选择的缩影而已,只是媒体的聚光灯和笔锋对准了女大学生这一群体,并借由媒体的力量、舆论言语的鼓吹、讨论使之扩大化,把它推举到一个巨大的舞台,由此引发了更多人的关注与评论。这一现象的本质是中国转型社会中理想主义价值理性和现实主义的实践理性的冲突的必然产物,是一种特定社会结构,社会变迁背景之下所牵引出特定社会事实,其中深藏的中国转型发展中的诸多值得我们玩味,探究的“规律”。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过于理想主义的审美观,重构新时期的价值理性,道德理性及评断标准,回归日常生活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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