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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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二代”是不是纨绔子弟，能不能够传承财富，其实这是表面现象。我觉得更严重的问题是，权力与财富结合之后会不会对社会造成更大的伤害。其实这个事情在别的国家已经发生过上百年了。这也是马克思想解决的问题。几百年来的政治学、社会学，基本上就是解决一个权力与财富勾结的问题。

对公共产品的掠夺，一定是财富以及权力的结合才有可能掠夺，就是财富与权力的问题。

1867年马克思提出了《资本论》，到了1875年跟1890年英国与美国相继推出了一些法案，就是英国的《衡平法》和美国的《反托拉斯法》，来解决这个权力跟财富之间的矛盾，把注意力放在节制资本、节制资本家上。怎么节制资本家呢？简单地讲就是让资本家光荣地退出，把他的公司变成大众持股，转由职业经理人去经营，为大众创造财富。这只是它的技术手法，背后本质意义就是藏富于民，让老百姓更富裕。

所以，不能简单地去谴责谁懒、谁不创业，社会应该给人们公平、公开的机会，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民众财富。

社会学家称，中国的“421”人口结构将导致社保负担空前加重。今天，“未富先老”又遭遇“未富先懒”的问题，这里有两个判断：一是2020年中国的人口红利将终结，旧有的经济发展模式难以维持；另一个是中国城市化运动将基本完成，拉动现在经济增长的强大拉力行将消失——那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中国应该怎么办？ 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有什么先决条件呢？——就是其他人不能变得更贫穷。一部分人的财富可以增加，可其他人财富不能减少。从不论是社会主义或者是现代资本主义的观点来看，公平都是一个起点，在公平之上才能谈效率，“公平产生效率”是一个不容争辩、不容讨论的事实，这是邓小平所提出来的，同时也是社会主义理念，更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精神所在。 除了节制资本、节制资本家，限制权贵集团外，教育是改善社会财富分配的另一条路径。搞教育产业化改革的一个结果，就是断送了贫穷农村子弟唯一脱贫致富的机会，因为学费提高的结果是他们再也念不起大学了。无论他多么的优秀，都无法进入清华、北大。所以这种教育改革是最为荒谬的一种改革，是一个改革成本由全社会最为贫穷的人来承担的荒谬改革。

美国大学的收费高是对的，那是对于有钱人。但当你的收入低于某一个水平的时候，美国政府可以提供低息，甚至免息的学生贷款，还有学校和美国政府提供的奖学金！ 针对你所提人口红利终结、未富先老的问题，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提高个人生产力，个人从能做1件衣服到能做10件，或提高它的附加值，这样才能解决这个养老的问题。提高个人生产力，关键在提高人口质量。

懒人拥有后发优势 下一步的机会在哪里？


上世纪80年代的机会在沿海，90年代的机会在下海，21世纪头10年的机会在互联网蓝海。2009年之后，我们的机会在哪里？ 文/胡赳赳

“未富先懒”针对个人，“上行受阻”针对社群，“阶层板结”针对一个业已成形的社会集合。资源分配完毕、城市容量饱和、就业能力固化、新经济已被玩旧、老国企继续当道。现在的中国人前景，虽未引发“破窗效应”，但已出现“天花板现象”。 中国有多强？《时代》周刊说：中国生产着全世界2/3的复印机、微波炉和鞋子，世界60%的手机、55%的DVD机、一半的数码相机、30%的个人电脑和75%的儿童玩具。如今它是世界上第三大经济体，不久前超越德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大出口国。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预计将在明年超越日本，而在2020年将超越美国。 强大的中国，是壳；富裕的民众，才是本。国富民强才是完整的中国梦。 国富民不强——还富于民

举国盛况办奥运迎国庆，跟平民口袋关系不大，算完账一看，都是花钱的事——国家真有钱。财政部年初制定的目标是2009年全国财政收入将达到6.5万亿元，而在2008年这个数字是5.4万亿元。有一位白领向朋友诉苦说：“我每年的个人所得税都要给国家交两万元，太高，还不如少干点。”这是典型的“未富先懒”状。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汪同三表示，2009年GDP增长速度可以达到8.3%，超过了“保八”任务的要求，2010年增长速度会恢复到9%甚至更高一点。

几年前，沿海城市尝试过给市民“发红包”，也有媒体叫嚷国企要给人民“分红”，这都是“红眼病”，国家有钱了，不吐点出来人民不高兴。经济危机一来，缓解了这种争端，同舟共济，再创佳绩。有人曾戏言，总统是美国最大的CEO，中国也有最大的老板，就是全民所有制的管理者。

人们买不起房子、看不起病、上不起学，教育事业产业化、医疗事业产业化、房地产产业主导化，你闭着眼睛都可以想象一个中国人的生存模式：赚钱买房、赚钱负担孩子教育、赚钱负担全家人的健康。睁开眼睛一看，未富先老了，等把这几件大事落实完，人也就该再闭眼了。

要是有人不玩这个游戏呢？改革开放30年时，有专家探讨过这个命题：改革为何失去了动力？中国的改革模式是放开一点、搞活一点，经济就上来了，人们就富裕了。但再怎么改，个体的命运依然是在可以望得见的轨道上运行，洗牌已经洗过一轮，混沌期已过。

如何还富于民？无外乎三：一是增加民众收入，调整税收的合理性；二是让民众少花钱，降低公共事业领域的支出比重，义务教育不收费和农业税停收都是良好而积极信号；三是在基础建设上的投入应倾向于提高民众生活的舒适度，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只有当民众手里有了钱，整个经济消费体系才能继续水涨船高。而现在，房价高企已使得整个消费体系变得畸形，大家都勒紧裤腰带供房，损害了其他领域的消费。一旦买了房，也就安稳过日子，没有继续奋斗的目标了。


中国人的三大欲望是：更多的钱、环游世界、中国世界第一。可见中国人并非没有自己的国际视野和上行动力，但在钱的问题上的现实际遇又让他们伤透了心。 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你怎么富？

东部易富，有富的传统；沿海易富，有富的资源；特区好富，有富的政策。西部易富吗？也能出蒙牛、伊利、鄂尔多斯。现在有个说法是“后发优势”，越没被开发的资源越具有后来居上的优势。最近的第十届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倒是热热闹闹，赚足眼球。但是西部大开发10年了，成绩单显然不令人满意。只有当东部、南部的资源、环境和机遇透支完毕后，人们才会把新的机遇转向西部。而这，其实正在成为西部大开发的后发优势。

还有个问题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你怎么富？“共同富裕”怎么个共同法？是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买了房子，不止一套，每年都出国旅游，孩子上最优质的学校，花得起入校费；而你还是个工薪阶层，创业无果、兼职未遂，跑不过CPI、通胀、房价和个人所得税，沦为“穷忙”。将富未富的人则遭遇“伪中产”，股市吸金、房供套牢。“共同富裕”越来越像个假命题，富者支配更多资源，穷者承受更多压力。 多年前畅销的一本书《富爸爸，穷爸爸》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对钱的无知导致了如此之多的恐惧和贪婪的产生。一个医生，想多挣些钱来更好地养活家人，就提高了收费，这就使每个人的医疗支出增加。由于医生提高收费，则律师也提高收费；由于律师提高收费，学校老师也想增加收入，这就迫使政府提高税收。这样一环套一环，不久，在富人和穷人之间就有了一条可怕的鸿沟，混乱就会爆发。当鸿沟大到了极点时，一个社会就会崩溃。”

美国同样身在其中，这种历史一再重演，因为人们没有以史为鉴。“我们只是记住了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名称，却没有记住教训。”

有人在考虑，现今的中国还能不能诞生像潘石屹这样从平民奋斗起来的富豪，还能产生多少个潘石屹，会不会出现“先富杀后富”的情形？

事实上，未富先懒的一代人仍然有着“后发优势”，商业模式成型、产业技术成熟、创意产业方兴未艾，创业潮仍然铺天盖地。未富先懒者要学会在享受中创业，而不是着眼于挣钱的欲望。

后发优势在于个人的资源、经验和行动尚未变现，却与前人享受着同步的机遇和对未来的预期，一旦变现，很快就进入历史上新的平台期。大至国家，小至个人，都是如此。

所以说，机会无处不在，尤将伴随着体制创新和技术创新的每一步。是继续懒下去还是以懒待劳，就在于个人的选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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