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的《红烛》与意象派诗歌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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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的《红烛》与意象派诗歌的关系

作者：苏嘉琪

来源：《速读·下旬》2016年第05期

摘 要：闻一多留美期间与意象派诗人有过交往的经历，在新诗创作上受到意象派诗歌的影响。本文通过分析闻一多留学期间美国的社会文化背景，进一步阐述意象派诗歌与闻一多诗集《红烛》的关系。

关键词：闻一多；《红烛》；意象派；诗歌；关系 一、闻一多留学期间美国的社会文化背景

闻一多在去美国的轮船上，内心的不安和船上的嘈杂，他的诗兴受到了极大的破坏，他在7月29日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我的诗兴被他们戕害到几底于零……我预想既至支加哥后底生活更该加倍地干枯，真不知怎么才好。”但是到了12月1日他给梁实秋的信中写道：“佛莱契唤醒了我对色彩的感觉”，甚至称他“是ImagistSchool中一个健将”，他呐喊道：“快乐烧焦了我的心脏……啊！快乐！快乐！”短短两个月，闻一多的诗兴从“戕害到几底于零”到“快乐！快乐”的转变，这其中发生了什么，下面将重点探讨这个问题。

首先，闻一多攻读美术的地方在当时美国新诗运动的大本营——芝加哥，他有了更多的机会接触美国的“当代”诗人，阅读他们的诗集、听他们的讲座。在他写给友人和父母的信中可了解到，从1922年8月至1923年2月先后会见新诗派许多著名诗人并参加其活动，甚至还抄录了罗厄尔的六首意象派诗，热情地向他的友人推荐。在1923年2月15日又应邀与当时“美国首屈一指的女诗人”爱米·罗厄尔等一起参加晚餐会，并听她朗读自己的诗歌。而爱米·罗厄尔等人都是意象派诗歌的积极倡导者。在这样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下，闻一多自觉地学习意象派诗歌的创作特点，自发进行诗歌的创作。

其次，意象派诗歌带有浓丽的“东方色彩”。意象派运动后期的代表诗人爱米·罗厄尔钟情于中国文化和中国古典诗歌，曾经与人合作翻译出版了中国诗《松花笺》。在诗歌创作中，喜欢运用“中国式比喻”，创造“中国式意象”，带有浓浓的中国意味。对于“独在异乡为异客”的闻一多来说，意象派诗人带给他的是亲切感和归属感。他从意象派诗歌中感受到了自己作为“堂堂华胄”的骄傲，在文学领域，中美是相互平等、相互交流的关系，而不像他在日常生活中所受到的种族歧视。海外的知音给了他很大的鼓舞，他的诗兴由此被重新点燃，有了一种昂扬振奋的情绪。

受芝加哥文化氛围和意象派诗歌自身的特征的影响，闻一多的诗歌创作有如“滔滔江水”，一发而不可收，短短的几个月内，创作数量激增。在这里肯定意象派诗歌对闻一多诗歌创作中发挥的作用，并非否定其他诗人的影响力。在留美时，闻一多还关注到了叶芝、济慈、拜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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