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发挥智库在公共决策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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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如何发挥智库在公共决策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需求是智库发展的最大机遇

未来的数十年，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国发展的关键时期。未来中国要过怎么样的坎，如何应对发展中出现的难题，出现了很多两难、三难甚至更难的问题。这就需要足够的勇气和智慧，需要在公共决策和社会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和重要作用的智库，需要发挥智库在政府决策外，作为社会大众的罗盘，以及学术殿堂人才储备集聚的蓄水池的作用。

研究一个问题，往往要综合考虑机遇、成本和风险。现在，需求就是最大的机遇，中国智库发展进入了春天，从中央到地方，都把建设高水平、合格、一流的智库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上。我们大家有了一个共识：是不是拥有一个好的智库，是国家、城市、地区软实力的重要体现。

但是什么是智库？什么是一流、高水平的智库？这是需要科学制订、深入研究的问题。在中国，并没有现成的答案，还需要我们摸着石头过河，借鉴人类文明建设方面的成功案例。智库是一个具有专门标志、专业标志要求的公共机构。一个合格的智库，从功能上来说，它必须能给决策层提供功能建议，它必须起到对社会大众的教育，发挥罗盘或者是指南针作用。还有就是汇聚人才，它是学术殿堂，包括有多学科的人才。从社会关系来说，智库应该是独立于政府机构、相对稳定的机构决策咨询部门。从社会责任来看，智库承担着更重要的社会责任和社会道德。智库是社会的良知和理性。人有人格，国有国格，库也有库格。这是关于重大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关系到民生、社会和谐等等。

中国智库的发展模式和路径，应该有中国的特点。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发展阶段不同，所以各地的智库也有自己独特的特点。

智库要发展，它的瓶颈、障碍、制约在哪里？我个人认为，一是定位还不够明确，体制、机制的灵活性还比较差，同时面临着资金来源不足和人才的缺乏。智库最重要的是人，靠人去研究。要有领军人才，有团队。

伴随着中国和世界经济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首先要继续明确智库的功能定位。我们认为，一是应当以社会的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提出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决策咨询方案。我们是一个学术殿堂，但是不能做纯学术研究。我们是要提出方案，尤其是决策执行方案，但是主要不是做短、平、快的研究。

其二，智库是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重要途径。智库要善于从第三方的角度相对独立地、客观地思考问题，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和建议。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需要智力，需要决策咨询，需要专家们的作用。这也是民主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

其三，智库是国家、地区同行之间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也是争取国际话语权的一个平台。国家软实力的创新来源，政策方案高端人才的储备，都离不开智库。

最后，需要特别提出的是，智库不能做成“纸库”，否则是没人看、没人用的。不能提出一个方案不痛不痒。同时，智库也不能成为“迟库”，什么事情都是“马后炮”，缺少预见性。现在的社会，包括决策部门需要的是预见性，就是对趋势、走势有一个正确的判断。

智库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对中国发展来说，现在恐怕是最需要智库、最需要智库发挥作用的时候。中国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经过六十年发展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是现在我们也遇到了很多发展难题。在发展过程中，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的关系，地区发展，城乡关系，政府和市场、企业的角色定位以及体制建设方面的问题，都需要智库做出回应。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智库发挥重大的作用，特别是在决策咨询中发挥作用，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大趋势。

“智库”这个词，是最近这几年出现频率最多的一个词。在国外，实质上很早就在关心、关注智库在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但是对中国来讲，智库受到重视，是最近这几年随着我们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面临重大的难题和发展的瓶颈，其重要性才日益凸显的。

上海社科院是地方社会科学院，在全国各地都有类似的研究机构。上海社科院在比较早的时候实质上是学术性的研究单位，是专门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研究单位。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


社科院这样的机构也面临着功能转变，到底怎么样发挥作用，怎么样定位，也就是说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如何更好发挥地方社科院这一特殊研究机构的作用，是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

实际上，上海社科院与高校，与政府研究部门，与其他的社会研究机构有很多不同。上海社科院由此率先提出把这样一种研究机构转型成为智库，成为党和政府的一个思想库、智囊团。

过去几年中，我们围绕这样的目标做了很多智库方面的研究工作。比如，在一些重大经济社会发展现实中，包括“十一五”发展规划、上海发展战略、“四个中心”建设、长三角、以及综合配套改革、国家发展战略、国际关系等一些重大的国际经济、社会热点问题方面，我们都充分发挥了专家、学者的作用。

建立全球定位的智库

智库发展中的很多问题，并不是中国独有的，实际上全世界的智库，都面对着这些同样根本的问题。我们如何组织智库，怎么知道智库对政策、对人们生活的影响，怎么衡量这些影响，这些问题都是共同的。我们要去分享信息，共同应对这些问题，来改善我们的竞争力。

近年来，智库的工作重心改变了，政策决策者也改变了。智库和政策决策者都需要改善他们的工作。现在智库面临的问题都是非常复杂的，不仅仅涉及的国家很多。在上个世纪的中期，总共只有45个国家，现在有193个，接下来可能会有200多个国家。另外，非政府的参与者、企业，还有民间组织，以及我描述为非常有能力的个人，比如说比尔·盖茨，他们对世界政治都有非常大的影响。我们要去分析、跟踪所有这些个体的发展。国家、政府、学界不再能垄断信息了。这意味着还有其他人，能够去挑战国家包括机构的地位。他们也可以建立垄断地位，而且能够影响到他们国家的公众。我觉得这是智库必须意识到的非常重要的发展。全球化使贸易、金融、技术、信息在全球相互交叉，而且使地球变得更小、更分散。信息不仅仅越来越分散，而且越来越多，对于智库来说，这也是非常大的挑战。我们要去分析哪些信息可靠，哪些不可靠，哪些信息是最好的、质量是最高的。

世界上最好的智库，要知道最好的信息来源在哪里，如何分析高质量的信息，使信息能体现它们的价值。不仅要为正确的人群提供正确的信息，而且要以正确的方式让政策制定人员更好地消化和理解。在美国是这样，在中国也是这样。政策分析者只能花半个小时来看分析资料，他们要迅速知道最重要的信息是什么，而且哪些信息是可靠的。智库有责任承担这个任务。

另外一个变化是智库所发挥的作用。历史数据显示，世界上主要智库建立的时间，都有一个重要的相关性。那就是，国内和国外危机出现的时候，就会出现很多智库。

从1920年到1980年，我称之为智库的革命性时期。当时有一些广泛的趋势，美国国内、国际都建立了很多智库，在整个北美、欧洲都有这样的一个趋势，智库的建立跟一战、大萧条、冷战都是联系在一起的。国内和国际的智库，他们关注的都是国家利益。

第二个阶段从1980年到1995年，智库数量出现非常大的增长。当时人们关注如何界定智库，讨论的核心是，是不是使用“智库”这个名称。你们把类似机构叫做“智库”，我们就不这样翻译，词汇表里没有这样一个词。但是现在，智库已经成为一个被大家广泛接受的词汇了，这表明了全球化的影响。

现在最新的阶段，是出现了全球智库的发展，智库之间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在中国也是这样。在未来，应该开始思考如何建立一个全球化的、全球定位的智库。

我预期未来智库发展最快的是在中国或者是印度。现在有全球性的问题和挑战；我觉得对于智库来说，必须去识别这些趋势，并且尽早地去识别，然后提供预期。因为现在已经出现了我所说的政策的海啸，它们会突然出现，而且影响会非常大。经济危机是非常重要的例子。而且它们会发生得更加频繁，影响破坏力会更大，这使智库的存在更有必要。我们需要更多深入的观点，因为我们现在还并不非常了解这些灾难性的事件。全球化的发展使它们的影响越来越大，影响范围也会越来越广。有了智库之后，政策决策者的压力就减轻了。他们现在面临的一个最大压力，也是智库面临的最大一个压力，就是如何知道未来发生什么，然后告诉公众。整个国家的智者，现在不能够给别人这些信息，尤其是自己还不能确定时就说出来，可能造成一些不可想象的后果。

智库的角色衡量

在美国，对智库所扮演的角色很早就有了研究，同时我们也拿出了一些智库影响力的评估体系。我觉得，有几种方式可以衡量智库的角色。


首先，智库本质上是要进行政策研究、分析的，研究分析对于政策辩论和公共政策的决策是非常重要的。我所做的工作，就是要看合适的角色怎样为目的服务。我们把研究看得非常重要，它有一种预警的功能。我觉得智库在发挥作用时，要预先来研究问题，在公众和决策者还没注意到问题之前，就开始注意。

第二，智库可以提供指南，也就是说，某些人已经指出了问题，我们怎么来解决，我们到底拿出的解决方案是什么。这里，我们需要提供指南，可以让人从第三方角度更好地理解问题。让人们能够了解问题的复杂性，同时了解问题的周围环境。

在美国，有一些影响比较大的智库，以及最近仍在扩展的智库。它们有时也并不是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设定自己的角色的。它们当然有它们的目标，但是有时不可能完全按照设想的目标那样做到，它们还要考虑到受众，考虑到工作的对象。比如在从事的几项工作中，作为预警所服务的对象，和提供指南的受众对象是不一样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必须设想好受众，才能更好地定位。

在美国以及其他国家都看到，智库要发挥它们的影响力，一定要考虑到，关键一点就是智库里的人所从事的工作。这里的工作，不仅仅包括研究和分析，还包括推广。这是很重要的。

我们衡量了很多智库，不仅仅是大学的智库，还有其他的智库，看它们生产力的高低。智库生产力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最后的推广。怎样影响实际的决策和实际的工作，怎样传达给社会和大众，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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