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作的专业性释义及其中国情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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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的专业性释义及其中国情景分析

作者：徐选国

来源：《社会与公益》 2018年第5期



引子

《社会与公益》杂志开辟的“社工学人茶座”专栏每期都有特定的专题探讨。本期的主题为“专业主义”，由三位“茶座成员”围绕此议题进行“圆桌式”讨论，自由表达各自的观点。以焦若水老师先行撰写的《社工前行，应避免掉入专业主义陷阱》一文作为对话文本，笔者首先想到的是如何理解专业社会工作、社会工作专业、社会工作专业性、社会工作专业化、社会工作专业主义等术语。其实，对上述各术语进行界定的文献已不乏其多，但至今依然争论纷纷。长期以来套用西方先发国家所形成的社会工作知识体系，在社会工作本土实践中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已司空见惯。在中国社会工作恢复重建的30年间，尤其是以2007年以来获得大发展至今的10年间，我们要问：中国社会工作实践中积累了哪些知识？这些知识是否是有效的？能否上升为专业知识？进而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社会工作及其知识体系。实际上，我们进一步追问，当下社会工作实践中所运用和积累的知识，多大程度上具有中国元素？当然，这些问题并非是一种否定性的质疑，而是亟待去追问和回答的问题。

专业的普适性与专业性的特定性

社会工作早期研究者为了促成社会工作与其他学科的区别，进而从专业的特质：智力性活动、实践性目标、教育习得性、自我组织化、利他性动机( Flexner，1915)，专业的构成：知识体系（科学）和艺术（技巧）；教育过程；专业的资格认定标准；行为操守；地位的认可；专业的团体( Wickenden，1941)，以及专业的属性：系统的理论、专业权威、社会认可、伦理守则、专业文化( Greenwood，1957)等方面对社会工作加以界说。不难看出，这些论述本身就是较为普遍的论点，虽然一定程度上强调了社会工作专业的基本维度，但却难以体现出社会工作专业的独特之处。这表明，专业并不能等于专业性，但是二者又不是分离的。那么，“社会工作专业性”指的是什么呢？这里可以拆解为“社会”、“工作”、“专业”、“专业性”等关键词，社会工作专业如何体现其专业性，就要强调其中最为核心的关键词：社会、专业性。质言之，笔者认为，以往有关社会工作专业的各种界说，缺乏对专业的“社会”导向的理解和关注。社会工作专业之独特性在于，它在一般性学科维度基础上体现为强烈的社会导向和社会属性。正是如此，社会工作的专业性本身就应该带有强烈的社会意涵。若水兄文章所提到的实践中发生的负面专业主义现象，与笔者在此强调的无“社会”意涵密切相关。

实际上，过往的研究在引介西方社会工作知识体系时，较少注意到特定国家和地区社会工作知识体系的应用情景，而是将这些特定情景（例如，特定国家的政治属性、政府对民众的公共态度、文化、生活方式、宗教等）悬置起来，只是纯粹地移植既有的知识体系。因此，社会工作实践中较少将社会工作与特定的社会使命（如将个体困扰置于社会结构、公共议题之中，并致力于促成二者的畅通与连接）相联系，社会工作更多呈现为一种为了开展个案而个案、为了开展小组而小组、为了开展社区工作而社区工作（实际上绝大多数是社区节日活动，较少将这些节日活动与社区文化、社区凝聚力以及社区公共性连接起来）的图景。最典型的表现就在于：每一个项目都要规定社工团队或者机构应完成多少个个案、小组或社区工作，在文书方面的要求甚至超出了社工真正做服务的时间和精力。因此，可以说，实践中发生着的社会工作行动，正在出现一种不断“去社会化”的趋势（Kam，2014）。这是由上述两种诱因所导致的：即一方面对于专业知识的引介忽视了专业本身应具有的核心社会属性；另一方面，由于当前主导性的社会工作发展资源主要来自政府的项目制购买，在管理主义模式下，社会工作只能以工作量完成、数字化达标、迎接量化导向的多重考评为优先考虑因素，而那些需要投入更多精力才能做好、做深的服务，以及对于实践服务进行反思性提炼（即实践研究）等工作却是有心无力，


甚至有经常难以有意识去做。一位在实务领域做了近10年社工的朋友告诉我，实务界多数人是要寻求“技术突破”、力求“简单明了”，他们属于“应用的拿来主义者”，等等，这些现象支撑了笔者的上述论点。要求实务界在实践中具有反思性，似乎仍任重而道远。

社会工作专业性的中国情景

其实，中国社会工作近十年来得以迅猛发展，其根本原因得益于国家治理方略的转变。自从2006年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构建一支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以来，中央和地方多次将社会工作纳入有关议程之中，党的十八大、尤其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社会治理体制创新”，以及十九大提出的“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等，为社会工作发展创设了重要的政治处境。这表明，我国社会工作的实践深度镶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之中，当我们要回答“社会工作是什么”、“社会工作的专业性为何”等问题时，我们不应该将社会工作放在一种普适的情景之中来思考，而应该将社会工作放置在特定的中国语境（包括特定的政治、文化、社会、宗教等脉络）中来考量。

在上述逻辑下，当我们再来谈社会工作专业性或专业社会工作时，我们就应该聚焦于社会工作在当前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结构性位置及其社会功能。改革开放四十年，我国社会工作经历了从依附式嵌入到有限自主发展的转变，目前正在朝向参与共享发展的功能转向（徐选国等，2018）。如何寻找社会工作在当前国家治理体系中的结构性位置，我们可以回到社会工作这一专业或学科的逻辑起点——社会工作是“社会性地回应社会问题与社会需求”的学科和行动力量(徐选国，2017) -进而思考和建构社会工作的社会化行动体系。

在建构社会工作的社会化行动体系之前，还留待我们解决的一系列问题是：中国专业社会工作的发展长期还处在如何落地（政社关系）、如何与长期占主导性地位的社会服务体制结咸联盟（政社关系，社会工作与社区居委会／社区工作站等关系）、如何获得多元化的资源而规避单一资源造成的依附性发展（政社关系）、如何在既有的资源基础上尽可能生产出有效的社会工作知识体系和实践模式（专业知识生产、专业发展），如何促进社会工作与社会大众的日常生活世界相连（专业与文化的融入）等等。如果将这些问题悬置起来去探究中国社会工作，将是不完整的、也将会收效甚微。与此同时，要超越上述诸多中宏观困局，尤为需要打通社会工作学术界与实务界之间的通道，打破二者之间长期形成的藩篱，精诚合作，形成共同推动中国社会工作有效发展的专业共同体。

社会工作专业性与本土性的连接而非对立

可以说，当前社会工作发展出现的多重特征受到国家强制性制度推动与专业自身建设不足，社会工作的强价值性与特定中国的文化非适应性矛盾，以及社会需求的结构性凸显与社会工作的有限回应之间的失衡等因素影响。未来的突破之道在于：有效引导国家对于社会工作的政策指引朝向与社会治理创新相契合的轨道上来；有效探索党建引领下的社会治理与社会工作介入社会治理的内在连接；有效推动社会工作聚焦人民的日常生活世界，关注其美好生活需求体系，并通过激发社会大众的主体性，以促进就业（第一次分配）、传递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第二次分配），以及促进慈善公益事业发展来促进社会大众福祉（第三次分配）等途径来破解不平衡不充分发展格局，进而破解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些方面应成为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核心议题。基于当前中国社会的特殊语境，笔者认为，应该将社会工作专业性的探讨和建构放置在社会工作正在参与的治理实践之中。

值得一提的是，近日，著名社会学者谢宇在《社会学研究》(2018)上发表了题为“走出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讨论的误区”一文，提出“中国社会学本土化是个伪问题”的论点，受到学界的积极关注，并有一种压倒性的声音赞成此论点。本文意不在评论这篇文章的得失妥否，而是从中引发笔者对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思考。社会工作在中国差不多与社会学有着同样的命运，


它们的学科发展处境是基本类似的。当社会学本土化已经成为不合时宜的伪命题时，我们是否还要去谈社会工作的本土化或者中国化？谈与不谈背后的中国社会工作是怎样的发展状态？这些都应该成为当前中国社会工作学界不可不思考的核心议题。

基于此，我们清楚地发现，当我们在谈中国社会工作的专业性时，我们要回到中国自己的语境之中，这与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过程中应该注意的面向是一致的。这就把专业性与本土性连在了一起。因此，不可孤立地谈社会工作专业化或本土化（二者经常被分离看待并形成二元张力），应该把二者放在同样的时空处境中来讨论。而当中国社会工作发展至不再“画地为牢式”地大谈本土化时，或许它就更多地具有了世界的元素。那个时候我们要不要再谈社会工作本土化或社会工作中国化这一命题暂且再说，但是，就当下而言，中国社会工作亟待建构自己的理论知识体系、话语体系、学科范式和研究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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