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北京天安门》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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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北京天安门》背后的故事

作者：姚文婷 蔡懿鸣

来源：《党史文苑·上半月（纪实版）》 2018年第9期



“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进。”短短28个字的一首儿童歌曲，却传唱了近半个世纪，成为几代人共有的童年记忆。但在这首耳熟能详的歌曲背后，却有着鲜为人知的故事——歌词作者金果临当年只是一个13岁的小学生，曲作者金月苓也不过是一位19岁的青年女工……

灵光闪现

1969年的上海，仍处在“文化大革命”的狂热之中。

此时的金果临只有13岁，在上海市常德路第二小学读五年级。无论外面的世界如何变幻莫测，对他来说，作为学校里的墙报委员，绘出心目中的天安门形象始终是件重要的工作。但因为外界运动的影响，学校里上课也是时断时续。得了空闲的金果临常自己在家画画、写作，陆续创作了不少儿童诗歌。

1969年11月29日，金果临写下了自己的第13首儿童诗歌，取名《金光照的全球红》：“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太阳升起金光照，金光照的全球红！”金果临回忆说：“创作的时候，其实很简单，就像是绘制墙报上的一幅画那样——北京天安门，上面是光芒万丈的太阳代表毛主席，还有葵花、红旗……”把这些元素组合起来，就有了这首诗的第一稿。

在此之前，金果临已经在上海的少儿刊物上发表过两件作品，这份新作让他颇为满意。随后，他便将它投给了一份名叫《红小兵》的刊物。这也是刊发金果临“处女作”的杂志。投稿前，他已经将题目改成了《我爱北京天安门》，刊发时的署名是“金果临”。

但是，诗的后两句在见报时被修改了。“这两句我自己前后颠倒修改了五六遍，最后登出来的时候，后两句被改成了‘太阳光辉照万里，祖国山河处处春’。”金果临后来回忆，“对一个小学生来说，这个事情很简单——我不管他是谁改的，只要诗登出来，而且题目‘我爱北京天安门’是我自己起的，就可以了，我就很高兴了。”

也许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19岁的金月苓意外地看到了1970年2月出版的第三期《红小兵》杂志和弟弟的大作。

金月苓和金果临，两人的父亲是亲兄弟，母亲又是亲姐妹，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既是堂姐弟，又是表姐弟。此时的金月苓在上海第六玻璃厂工作。看到弟弟的诗作印成了铅字，金月苓既高兴，同时也被激发出创作灵感。学生时做过班级文艺委员的她，因为停课便在家学习基础音乐理论，工作后还在单位的“文艺小分队”里写过歌、写过沪剧。

金月苓没有和金果临“打过招呼”，只是对着这28个字，自顾自地创作了曲调，写完之后就把自己作了曲的《我爱北京天安门》寄给《红小兵》杂志社。金月苓还记得1970年9月歌曲正式发表后，她收到过《红小兵》杂志社寄来的两本样刊。

一曲成名

1971年的夏天，《红小兵》杂志社的编辑告诉金月苓，这一年国庆节上午10点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准备播放来自上海的八首歌曲，《我爱北京天安门》就是其中一首。尽管如此，金家姐弟的生活依然一如既往的平静。




直到有一天，已升入中学的金果临，被校长请到了办公室。吴校长问他：“你是不是写过《我爱北京天安门》？”他回答是的。

然后校长说：“北京发过来一个函，说要使用你这个作品，在全国推广这首歌，现在征求学校的意见。”他一下子懵了，心想：“中央都知道了，这事情弄大了。”最后，校长还给他留下了两句宽慰的话：“如果说这个歌唱得好的话，这个荣誉是你的，也是我们大家的。万一有什么问题的话，你也不要怕，这个责任由出版社承担。”很快，《我爱北京天安门》在一个面向全国的巨大舞台上登场了。

1972 年4 月23 日，《人民日报》发表《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的文艺创作》特刊，并且刊登10 首歌曲，其中便有这首《我爱北京天安门》。为了符合当时宣传的需要，歌曲又一次被修改，将最后两句改成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进”，由此歌词也最终定稿。之后，《光明日报》《解放军报》纷纷转载这首歌曲。仅仅一个星期之后，《我爱北京天安门》就在全国大规模传唱开来。

“一曲成名”之后，金家姐弟的生活终于有了些许的变化——最直接的，也许是让天安门终于从梦中的神往之所，变成了日后的亲眼所见。

“当时国家体委在搞儿童广播操，他们开座谈会，开完了以后有一个老同志说这首歌写得蛮好的，就邀请我去了北京。”1972年11月22日，金月苓坐上了去北京的火车。到了北京，同行的朋友问她：“你给《我爱北京天安门》作曲，你自己去过天安门吗？”金月苓尴尬地摇了摇头。于是，他们趁着休息日出游，金月苓第一次站在了自己所爱的天安门面前。

那一份激动，她至今记忆犹新：“和在电影里看到的太不一样了。亲眼看见的天安门，巨大，壮丽，令人深受震撼。”

而金果临却没有姐姐那么幸运。直到“拨乱反正”后的1982年，26岁的他才利用出差的机会，见缝插针得以到北京天安门拍几张照片留念。

“在我26岁以前，我人生最震撼的就是到北京，到天安门广场去拍照。我真的感觉太激动太激动了。”因为时间很早，广场上没有什么游客，更不会有人知道他就是《我爱北京天安门》的作者。

历久弥新

曾经有位老作曲家告诉金月苓：“如果当年有稿费的话，就凭这首歌，钱会多得不得了。”但事实上，直到1980 年，这首歌曲获得“第二届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1954至1979年）”二等奖，两人才领到第一笔奖金：每人17.5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那个时期出版的歌谱中，两个作者的名字被署在页面右下角最不起眼的角落里，甚至一些书刊中连他们的名字都没有署。

时间过去了30多年，人们的想法不一样了，对于“知识产权”的尊重早已成为社会共识。有趣的是，就在创作《我爱北京天安门》的辉煌日渐与他们的生活无涉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件“后续事件”——2004年，48岁的金果临跑到派出所，要给自己改名字。

金果临说，事情的缘起是自己看到书店里的音乐CD、VCD等收录了《我爱北京天安门》这首歌。最初他甚至还没有想到版权问题，只是觉得“这事情是怎么出来的我都不知道”，想来也许是出版商联系不到自己，于是他买了一盒VCD，主动打电话给了这家在广州的出版企业。对方告诉他，音像制品出版前已经向音乐著作权协会支付了版权费。




于是金果临又找到了音乐著作权协会，对方当即表示：“金老师，你来了就好了。因为找不到你，这个钱我们一直给你存着。只要签一个协议，就可以把版权费转交给你。”

但此时，30多年前旁人的一个疏忽，却成了领取应得的版权费用的一大障碍。原来，金果临48岁前所使用的名字一直是“ 金菓临”——他所有的证件上的名字都是“金菓临”，包括大部分刊物上《我爱北京天安门》的词作者也署名为“金菓临”，但偏偏最有影响、最重要的《人民日报》上刊登出来的却是“金果临”，也由此造成了一些转载时的以讹传讹。

于是，金果临到派出所办理申请更名。碰巧，金果临认识其中一位工作人员，当对方得知他是因为写《我爱北京天安门》这首歌之后所产生的阴差阳错而改名，立即表示大力支持，还说“这是杨浦区的光荣”，所以办理的过程也十分顺利。

正式改名为“金果临”之后，他也顺利地领到了属于自己的版权费。近几年，曾经有人分别找到金月苓和金果临，提出对这首歌曲进行改编，使其变成广告歌曲。对此两人早有共识。

金果临说：“这个词是我自己的词，改一个字都不行，曲是她的曲，改一个音符都不行。”金月苓说：“我们不在乎赚不赚钱，但是不愿意这歌被别人改编。”

这样的态度不能不说是一种对历史的尊重。

（本刊编辑部摘自《档案春秋》，有删节）

责任编辑/ 马永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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