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山水游记”艺术特点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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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山水游记”艺术特点简述

柳宗元(公元773年—公元819年)，字子厚，汉族，河东(现山西运城永济一带)人，唐宋八大家之一，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散文家和思想家世称“柳河东”、 “河东先生”，因官终柳州刺史，又称“柳柳州”。柳宗元与韩愈并称为“韩柳”，与刘锡并称“刘柳”，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

柳宗元一生留诗文作品达600余篇，其文的成就大于诗。文有近百篇，散文论说性强，笔锋犀利，讽刺辛辣。游记写景状物，多所寄托，有《河东先生集》，代表作有《溪居》、《江雪》、《渔翁》。

一、对古文运动的贡献与散文创作实绩

柳宗元在古文运动中的贡献是与韩愈连在一起的，他们在散文创作上有着众多的开拓，这里述最主要的两个方面。

一是在勇于创新的基础上建立了新的散文美学规范。韩、柳在文学观念上否定了六朝的“文笔”之分，把散文引入了杂文学的发展路途。从辞采来说，韩、柳既一致反对“绣绘雕琢”、“类乎俳优者之词”的文末流，又在自己的文章中尽量吸收文的优长，用不少整齐有力的四字句夹杂于散体文句之间，造成长短错落、音调铿锵的声情效果，“引物连类，穷情尽变，宫商相宣，金石谐和”(韩愈《送权秀才序》)。就柳宗元来说，他力主博采众长而自铸伟词，在写作时“抑之欲其奥，扬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节，激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对遣词造句和文势的营造给予了极高的重视，并对一些常用助字的性质和作用予以辨，“所谓乎、、耶、哉、夫者，疑辞也;矣、耳、焉、也者，决辞也”(《复杜温夫书》)，其主要目的乃在于严格语言文辞的使用标准，避免歧义。

二是将浓郁的情感注入散文之中，大大强化了作品的抒情特征和艺术魅力，把古文提高到了真正的文学境地。读韩、柳的散文，会感到一股股迎面扑来情感浪潮，会感到令人神摇魄动的鲜活灵魂和生命力。具体来说，柳宗元文如崇山峻岭，简古峭拔，立意精警。他的书信，充溢着心泣血的身世之悲;他的游记，渗透了人与自然的亲和之情;


他的不少论说文则具有“笔笔锋刃，无坚不摧”的特点，令人读来，如亲眼目睹他“隽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厉风发”(韩愈《柳子厚墓志铭》)那慷慨激切的英姿，而又领略到很强的艺术之美。

总之，唐代散文到了韩、柳这里，可以说是竖起了一道明确的界碑。此前，文多平庸、苍白，较少感染力;至韩、柳而面目为之一变，于浑厚坚实中寓有一气贯注的精神气脉和情感力量，展现出异常鲜明的个性特征。

柳宗元一生置身偏远贬所，他从别一角度冷静地思考着各类哲学、政治、社会、人生问题，写出了《贞符》、《封建论》、《时令论》、《断刑论》、《天说》等一系列哲学论文。也写出一批闪耀着思想火花而又意味隽永的短篇杂文，他的杂文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正话反说，借问答体抒发自己被贬被弃的一怀幽愤，如《答问》、《起废答》、《愚溪对》等。二是巧借形似之物，挟击政敌和现实，如《骂尸虫文》、《宥蝮蛇文》、《憎王孙文》、《斩曲几文》等。柳宗元的寓言文大都结构短小而极富哲理意味，如《三戒》、《永某氏之鼠》、《临江之》、《黔之驴》等。柳宗元的传记文与抒情文也颇有佳者，如《捕蛇者说》、《段太慰逸事状》、《童区寄传》、《祭吕衡州温文》等。

二、“山水游记”创作实绩

山水游记是柳宗元散文中的精品，也是作者悲剧人生和审美情趣的结晶。作者被贬永州期间，为排遣忧闷，常寻幽探胜，寄情山水，并形诸笔墨，其中以“永州八记”为著。这八篇是：《始得西山宴游记》、《潭记》、《潭西小丘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以及《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另有《游黄溪记》等。

阅柳宗元这些主要写于永州贬所的记游之作，会突出地感觉到其中呈现的大都是奇异美丽却遭人忽视、为世所弃的自然山水。在描写过程中，作者有时采用直接象征手法，借“弃地来表现自己虽才华卓却不为世用而被远弃遐的悲剧命运”，但多数情况下，则是将表现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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