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泞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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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雨天，我和姥姥不期而至。推开门，我26岁的母亲正躺在12平米的小屋里熟睡，一条荷花点缀的床单搭在肩上，漆黑的卷发柔和地拂过嫩白的耳垂，阳光从半遮的帘幕泻进来，静静地，纤尘不染。我就是在那个时刻，爱上了我的家。

在此之前，我没有记忆。有关我的降生，一个21岁的农村少女嫁到城镇，难产，大出血，和当工人的丈夫颠沛流离，住在别人家的小偏房里，与房东老太太怒目相峙，都是后来母亲告诉我的。

我1975年的家安身在县城的西南。不记得搬来时的情景了，那个雨天，可能是我第一次走进它。它方方正正，靠南一半是糊着纸的油光光的土炕。母亲躺在炕梢，身后是一对金红色的木箱，木箱上摞着整齐的被垛，一条有些发白的蓝床单细致地将被子遮住，棱角分明。我据此推断，母亲是个热爱完美的人。靠北，一张三个抽屉的写字台、两把椅子依墙而立。剩余的空间，只够放置一个大号的铁皮洗衣盆，母亲用它给我洗澡。

发生在这个房间的事情记住的有限，我天生就是一个记忆恍惚的人。有一个刚刚擦黑的黄昏，母亲还没下班，父亲在厨房做饭，我趴在炕沿上看糊在墙上的报纸，突然发现自己认得字。计有“大、山、众„„”等十来个，兴奋非同小可。此前我一直生活在姥姥的村子和爷爷的小镇院落，不懂得生活可以抽象成文字。我急急忙忙跑出去告诉父亲，记忆到此。没有再出现父亲的相关表情或者语气，说明当时他可能不是十分为我高兴，至少没有我兴奋。父亲是否在心中以我为荣，直到今天，我也没有抓到一点蛛丝马迹，这成了我一直努力的暗结。一个女孩子，不漂亮，性格倔强不乖巧，还有什么理由让父亲喜爱呢？写字台的右手边，总是半跪着我，这是1978年以后的画面了。通常放学后，不等大人催促。有时候他们回来得晚，我进不得屋，就在厨房的锅台上写作业。

厨房很大，四家共用。四扇门通向四户人家，一扇门通向外面。对门的阿姨姓朱，家里的男孩叫东子，我写作业的时候他是流鼻涕的学龄前儿童。他的小姨他妈妈的小妹妹负责看护他，和他们全家住在一起。小姨身量高，没有朱阿姨白没有朱阿姨漂亮。她在那里住了好多年，我们搬走的时候还未出嫁。把纯蓝钢笔水或紫药水稀释装进白色避孕套里做假葡萄挂在大镜子上，是我记忆很深的一个有关小姨的细节。她不厌其烦地帮我做了好几个，我就坐在朱阿姨家的炕上等着。很多个买黑白电视机之前的晚上，我就这样兀自穿梭于两个房间，对大人的脸色反应迟钝。

小弟在我上学之前就出生了，但是那些年我们不常见面。他接替我的位置开始了快乐的乡村生活，自在得无法无天，姥姥和爷爷家族全体纵容着第三代的头一个男孩。所以这个房间里几乎是没有他的。等到他并肩与我坐在窗台上，看人们在雨中奔跑，已经是我们搬离的前一年了。这里大概注定不属于他，他从新家的位置开始读小学，有发小，大春已经和他20多年的友情，就算开车肇事坐牢，小弟也不放弃这个朋友。去年父亲66大寿，我在酒店见到他，背微驼，30多还未娶妻。

我在这个位置的伙伴有男孩晓波、大伟、老猫、艳祥，女孩小光、小红。大伟和小光是兄妹，他们还有一个小妹妹，像他们的妈妈一样漂亮善辩。他们俩则老实得常常受欺负。老猫有权力欲，号召比他小的我们都听他的，一起孤立与他同龄的大伟和艳祥。雨后的胡同泥泞不堪，老猫率领我们手握泥巴，在大伟经过的瞬间万箭齐发，随着他喊：“徐大伟，臭狗


屎！”有时候是：“张艳祥，大姑娘！”很有节奏。

晓波姓姜，我们有几次在他家门口玩过家家，用玻璃碎片盛上土和树叶伪装饭菜。这是一幅记忆准确的画面，其他只能靠猜测来完成：我们大概比较要好，一起玩的时间多。本来一切平静详和。有一天，他父亲突然出现在我面前，面容厌恶而愤怒。我正在锅台上写作业，他伸手就从我兜里掏出两毛钱，然后才开始说话：“说！那三毛钱哪去了？”我被惊呆了，当然说不出话。他又说：“偷东西！没教养。”然后就甩身走了，两毛钱没还我。从此，我和晓波成了陌路。胡同成了分界线，好像都没再踏入对方的领域。这导致了一个后果，我莫明其妙地就不代表家里去交电费了，并且拗得很，让父亲很生气。因为周围十来户人家共用一个电表，安在晓波家，他父亲负责齐电费。我一度觉得他们家很有权势。

这些伙伴，现在仅仅作为名字存在于我的记忆中，他们不曾离开那个方方正正的房间以及周围的100平米，我寻找他们的方式只能是刻舟求剑。所以我没有小弟幸运。去年回老家经过那里，平房早已经变成七层的居民楼。我的记忆无论多么不可靠，也只好那样了。就算现在与他们走个对面，也无法相认了。

于是我只能重新回到我的父母身边。尤其是现在，当我不得不面对他们成为货真价实的老年人这一现实，我是多么怀念躺在那个房间里我年轻美丽的母亲和我脾气暴躁、动不动就和人拳脚相见的父亲。

那时候他们是快乐奔忙的工人。父亲在大修厂，车工。母亲在食品厂，冰棍车间的临时工。你能想到我经常有免费的冰棍可吃，遭到羡慕。事实上，那些为吃而吃的时刻，我觉得冰棍并不好吃。母亲也不是就把冰棍吃腻了，在盛夏带我上街的时候，也会为我突然递上来的一口面露享受。有一些模糊的清晨，我睁开眼睛看不到母亲，只看到枕边的两块硬糖，是她上夜班之前放在那儿的。我流着泪想，这里和乡下也没什么不同。如今，我总是尽量在儿子睁开眼睛看到我之后再去上班，后来我知道，偶尔他醒得晚看不见我也未见难过，心中于是有些失落。看来，在我们三代人中，有问题的只是我一个。

零碎的记忆中还坚决地挤着一个和父亲一起去挑水的场景，经久不衰。清瘦灵巧的父亲轻松地担起两个水筲，我跟在他旁边，离家400多米。水站是路拐角处的一座小平房，小得像积木，看不出有门的迹象。我从窗口递上一枚铝制的小水牌，为了这一刻我握出了汗。它如同成年人一半食指那么大，每次出门前父亲郑重地交给我。两只水筲很快注满，父亲担起就走，常常走了很远才想起我还停在水站，以为自己在插队的祥茂大队第三小队伊春发家院墙外的老井旁，正青春年少。看水站的老先生戴着黑边花镜，从来不点灯，也从来不说话，只是一张脸在窗前一闪，就不见了。回去的路上，我一直在回味，走得慢些。

写到这里，我突然发现记忆力还蛮不错，竟然记得这么多？它们很像一些我在拍照时只看过一眼的照片，后来连同那台索尼数码相机一起丢了。我在回忆的时候想起那一眼，总是很清晰，却无法证明它们的真伪。在冲印中心工作的小表妹总是打电话要我去洗照片，说存在电脑里终归不保险。其实，我们能留下多少活过的证据呢？如同一场雨带来的泥泞，天晴之后，很快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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