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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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知识分子与国家

9月26晚，梁文道先生作客浙江大学，发表题为“知识分子与国家”的演讲。整个会场座无虚席，大量的同学围坐在讲台前，聆听翘盼已久的旷世盛会。

梁先生说杭州有一座爱国主义基地——章太炎之墓。既然章太炎被称为爱国知识分子，因此我们怀疑的起点就在何为“爱国”？

首先，梁文道谈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那为何同为世界大战的二战关注度远远大于一战呢？这是因为二战牵扯到的是正邪之分，整个世界分为法西斯阵营和反法西斯阵营，反法西斯阵营打败法西斯阵营好比正义战胜邪恶，光明打败黑暗，阳光扫过阴霾，二战的胜利者是当之无愧的英雄。而一战很难将其故事化，它没有正邪之分，整个一战相当于维多利亚女皇后代的皇族内战，代表欧洲古典王朝的终结和民族国家的兴起。相较于古典帝国王朝，人民效忠于最高元首不同，民族国家是由民族人民组立的垄断政府，效忠的对象乃有共同认同感的“同胞”及其共同形成的体制。一战之后，世界语运动兴起，每一个不同国别的人都怀有相同的信念，幻想构建无国界的大同。一大批无政府主义者走上街头，过着属于个体的逍遥人生，整个世界面临着性解放的突破，一切旧传统的消失预示着新兴力量的崛起。

在民族国家建立之初，整个时代处在一种撕裂的氛围，伴随着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潮的碰撞，每个国家和人民面临着不同选择，不同的路途代表着不一样的命运。在社会主义阵营，共产党人鼓吹整个世界没有国界，我们需要构建的是世界大同的年代，联系全世界所有的工人，劳工等一切无产阶级力量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产阶级压迫，实现共产主义的国际化。而民族主义是指以自我民族的利益为基础而进行的思想或运动，代表每一个民族的自我认同，有着族别的界定，每一个民族渴望独立，并在地球上组建由本民族构成的国家。随着时代浪潮的前进，公民权力意识的普及，世界经济的大萧条和民族国家内部贫富差距的拉大，世界民族国家矛盾重重。因此，在这个背景下，一些民族国家走向极端。那些在大财阀控制国民经济的体制下，日本政府加强中央集权，政治上走向威权主义，利用靖国神社的死亡号召，对国民许下所谓平等的幻想。

而在欧洲的一位文学家茨威格，一位人道主义者，世界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曾在德国求学。在《昨日的世界》一书中，他向法国的朋友致信：我们的国家在交战，但我们是朋友。整个法国由于对敌国怀有仇视，大部分茨威格的朋友不敢公开回应，唯有罗曼罗兰答道，不，我们永远是朋友。两个知识分子顶着“不爱国”的骂名在互相回应，在战争的环境下，作为彼此对立的国家的个人，是不是在“朋友”二字之中可见其“叛国”呢？

梁先生认为，爱国的起源来自于义务和忠诚。在古希腊，地米斯托克利在萨拉米斯海战中打败波斯军队，建立了在希腊的个人无上威望。但希腊贵族担心一个人名誉太高，害怕其权力会集中于地米斯托克利一人之手，因此在战争结束之后，采用陶片放逐法将其逐出希腊。那，地米斯托克利被逐出希腊之后去了哪儿呢？——波斯。一个投靠敌国的地米斯托克利是不是叛徒？在希腊人看来，不是。希腊的爱国不出自于忠诚，而是义务。爱国是自然的，但不具有道德地位。你是否忠诚于希腊，不是那么重要。希腊人认为地米斯托克利被放逐，则在法律上解除了个人与国家缔结的义务关系，因此他没有因为投靠敌国而成为叛国者。在希腊人心中，地米斯托克利不仅不是一名卖国贼，反而他是一位忠诚于国家的英雄。理由是：他终止了国家内战的爆发，为这个希腊城邦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国的边界是任意的，爱国在义务上有着道德意义，理性的服从过后是感性的支持，爱国因此上升到了忠诚的感性维度。1894年法国陆军参谋部犹太籍的上尉军官德雷福斯被诬陷犯有叛国罪，被革职并处终身流放，直至1906年德雷福斯才被判无罪。但一战开始之后，德雷福斯马上参战，只为“爱国”二字。如果爱国出于义务，德雷福斯既已被法国背叛，他完全没有必要冒着生命危险投身于一战中，然而德雷福斯的爱国不是出于义务，而是来自忠


诚。爱国在他的思维上不是一个国家义务问题，而是道德问题。他对国家的感情大于义务，因此德雷福斯应召参加战争。同样，因在华沙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下跪被世人熟知的前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在二战期间加入挪威国籍抵抗德国士兵也是出自于忠诚。这种忠诚是出自对极权政府背叛德国人民的抗议，他的感情来自于民族。

今年的9月26日是第二共产国际的100周年，在一百年前，其主题是抵制战争。最近，苏格兰独立公投刚刚结束，梁先生不禁发问，一个消失了五百年的国家忽然独立，其原因何在？内在的文化理念又是什么？而这一切的缘由是——不平等。整个现代资本主义是吞噬一切的体系，第三世界是被盘剥的边陲地区。在英国国内，苏格兰广大的群众依然是被剥削者，获利的仅仅是少部分上层阶级。Tom Nair在《break up Briton》一书中构造一个未曾存在的英格兰国度，其背后有着其现实基础和对传统英格兰的仇视，在其必要的虚构中，幻想从根本上撕毁帝国体系。

英格兰独立运动在文化上其实是对于苏格兰的不认同。我们认同一个国家并爱戴它的前提是国家不能抛弃我们，政府要兑现政权建立之时对于国民的允诺。因此，在宣传上强调爱国主义是无意义的，关键是如何在当下由政府出面，重新与人民签订契约，履行双方义务。政府用实际行动兑现国民的承诺，民众亦对国家有拥戴，并从理性的义务上升到感性的忠诚。

在提问环节，有一个餐馆小老板问道：自己和妻子开车回山西结婚，一路上几乎全是雾霾，而像他这样的普通人对于这种现实中的问题感到无能为力，他想知道面对这种无助感自己能够做些什么，难道只能借助酒精或是音乐之类的形式来排解吗？梁先生首先对他在面对现实不满时能够想到做点什么而不去逃避表示了肯定，这代表着公民的成熟。公民在面对困难试图用自己的力量去改变什么的时候，参与社会治理是一个好的方式。茨威格，在战争期间，他和他的朋友们，希望能够通过文学唤起人们的理智，反对战争。虽然在政治利益面前，个人是多么的无能为力，但其不顾生命的反抗仍然激励着我们这一代人。就像食指所说，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相信未来，热爱生命。

讲座虽然结束，但思考从未停止。回想世界每个狂热思潮的出现，都是伴随着知识分子清醒的狂欢。五四运动反对一切旧有的文化，破除所有传统，使中国人失去了自己的根。文革，更是对家庭文化的摧残，“告密”是被鄙视的，但在那个窒息的岁月，举报家人却是一种道德行为，是在帮助他接受所谓的社会主义改造。人民，越是纯朴，越是容易被欺骗，被利用。在文革，我们对自己的国家抱着纯朴的爱戴，对他们的政府也是十分的信任，对自己的领袖也是狂热崇拜。正是这些善良，纯朴，爱国的人民成为了政治推波助澜的帮手，最终一场“毁灭”不可抑制的爆发。政治家们，往往运用媒体或者其他途径来欺骗纯朴的人民，利用人民的力量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民情也是一种十分危险的感情，和狭隘的爱国主义一样。在大跃进期间，中国的许多作家，艺术家，科学家，新闻媒体，大肆赞扬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美化经济生产，强调人民生活安定，压制一切反对者的声音。这无疑又为可恶的政治家门欺骗人民的提供了帮助。只有少数的作家，艺术家，保持着对大跃进和文革清醒的认识。但是，在群体疯狂的时候，少数的几个人保持清醒根本不能够起到什么作用。更不用妄想令人民明白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正如罗曼罗兰说的，艺术能给我们每个人带来慰藉，但他对现实却无能为力。

罗赛 2014年9月13日夜 推荐阅读的相关文章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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