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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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网络

作者：庄秋水

来源：《领导文萃》2012年第13期

对于群体而言，在暗示和相互传染的推动下，一个人编造的奇迹，立刻就

发生在1751年的“孙嘉淦伪奏章案”，可以说是乾隆朝极有意味的一桩政治案件，然而长期以来却被历史学家们轻忽。

1750年夏秋，一份托名“工部尚书”孙嘉淦名义的奏章在帝国秘密流传。一年半的时间里，这份直指皇帝和朝臣过失的奏章出现在十七个内地行省。当乾隆在1751年初秋获悉奏报时，这位沉浸在好大喜功政治趣味中的皇帝大为震怒。他亲自监督各省严查，务必拿获撰稿首犯。最终，上千人因此案被缉捕，而因查办不力被降职、革职的督抚大员亦有十几名之多。 如今我们已无缘得识伪奏章的内容。1752年春结案后，乾隆下令销毁伪奏章抄本，不但官修史书不载，便是私人文稿，一旦被发现，亦会引致杀头之祸。可见文网密织，以致无一存留。值得庆幸的是，关于此案各地大臣的奏折和乾隆所发上谕有数万字之多，这些档案可以局部还原十八世纪的一桩传播学奇迹图景。

首先，伪造奏章者选取了一位理想官僚的典范孙嘉淦。孙在雍正年间以直言敢谏、不畏权贵而朝野知名。早在乾隆初年，京师便有传言孙嘉淦弹劾朝廷几位权臣。如今竟然发展至万余言，而且矛头直指皇帝。不过，秘密传抄过程中难免错讹，这位孙先生被安上一个他从未担任过的职务“工部尚书”（案发时他正担任吏部尚书兼协办大学士）。正如勒庞说的那样，对于群体而言，在暗示和相互传染的推动下，一个人编造的奇迹，立刻就会被所有的人接受。于是，伪托孙嘉淦之名，这份秘密奏章四处流传。

从档案里可以看到，商人是这个秘密网络的关节点。乾隆在七月首次获悉这一案件时，正是因一位做黄连生意的商人传播至贵州安顺府。湖南巡抚拿获的犯人罗布曾则是一位随走随卖的帽商，其他各省传播，也多是经粗通文墨的商人之手。而卷入此网络的人则涵盖了社会各个阶层，官员中上至提督、道员、守备、总兵、知县，下至巡检、千把总等中下层官吏，民众除商人外亦有生员、乡绅、屠户、伙计，甚至方外之人、西南土司。旗人中亦不乏传抄者。 帝国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投入了伪奏章传播中，有人甚至抄上几十份送人览阅。犹如今日的微博转发和评论，有些传抄者竟然像模像样地伪造乾隆朱批，以使这份奏章显得更为真实可信，另一些传抄者则在旁边添加批注，表达个人的政治见解。若这份伪奏章尚存于世的话，必定还会有令人惊奇的发现。

这个秘密网络像疫病一般蔓延传播。不过，传抄、览阅者并不都带有各自的“IP地址”，在十八世纪的帝国，要想彻查源头，理清每一条线索，根本是“不可能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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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以他睚眦必报的个性决意查个水落石出，八月初五便命令直隶、河南、山东、山西、湖北、湖南等省督抚秘密访查。此时，他尚以为这是局部作案，只需秘密运作，不日便可翦灭。然而，各地发现伪奏章的报告纷至沓来，案件已经无法掩饰，于是索性公开查办。对未发现案犯的大员，他反责问，为何各地皆有，此地独无！

面对伪奏章指斥南巡，这位骄傲的皇帝视做自己过于仁慈的结果，以及君权失控的先兆。对帝国“失序”的恐惧，使得缉拿伪奏章案犯成了全国范围内的追查运动。运动之中，严刑逼供，冤案迭起。御史书成眼见此案株连太广，上奏恳请释放已抓获人犯，再行细细访查。这样恳切的建议竟被乾隆怒斥为“丧心病狂”，书成亦被革职服苦役。

然而，这桩事关“大清国体统颜面”的案子，最终还是以两个传抄者作为“首逆”替罪羊凌迟处死，而草草结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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