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十才子大历十才子是指唐朝大历年间的十位诗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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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盛言宜“气盛言宜”是韩愈提出的创作主张。韩愈特别重视作家精神力量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强调作家的道德行为和文艺修养。在《答李翊书》中提出：“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所谓“气盛言宜”，是指作家的道德修养境界高，则在发言、著述时，无论用词长短或声调高下，均能得宜。韩愈的“气盛言宜”即是一种精神气质、又是一种人格境界，与孟子的 “浩然之气”含义接近。气盛言宜的思想对古文运动顺利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 永州八记“永州八记”是柳宗元在贬官永州期间，游览永州山水胜景后所作的八篇游记。包括《始得西山宴游记》、《钴鉧潭记》、《钴鉧潭西小丘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考试的时候，以上写出三个就可以）。永州八记写出了山水景物中的奇妙动人之处，画廊式的展现了永州的山水胜景。抒发了作者贬官的郁闷心情。“永州八记”在古代山水文学发展有重要地位。

□ 行卷 应试举人为增加及第的可能和争取名次，多将自己平日诗文加以编辑，写成卷轴，在考试前送呈投献名公巨卿，以求推荐，此后形成风尚，即称为“行卷”。“行卷”之风与诸科中前途最好的进士科紧密联系，所重在文词的优劣高下。行卷对于唐代传奇的盛行有一定的影响。

□ 变文 变文简称为“变”，它是在佛教僧侣所谓“唱导”的影响下，继承汉魏六朝乐府诗、志怪小说、杂赋等文学传统逐渐发展成熟的一种说唱体的通俗文学。变文和后世的“演义”相类似，即把古典的故事，重新再演说一番，变化一番，使人们容易明白。变文以长篇叙事为主，极善于敷衍故事，充分发挥了佛教文学的想象奇特、色彩瑰丽、布局宏大、场景宏伟的特点。变文在艺术形式上也有独特的创造。除了叙事曲折、描写生动、想象丰富、语言通俗外，体制上韵文与散文相结合是其重要特点。变文对唐代文人创作，特别是传奇的创作，对后代的诸宫调、宝卷、鼓词、弹词等讲唱文学和杂剧、南戏等戏曲文学，也有积极的影响。

□ 沉郁顿挫沉郁顿挫是指感情而言，“沉郁”者，“意”也，“沉郁”是指有深挚、沉雄，郁结，抑塞的感情内容；“顿挫”者，“法”也，“顿挫”是指感情的力度，深度，浓度，侧重于意和思想，是指感情表达的方式。沉郁与作品的内容主题有关；顿挫与作品的谋篇、结构、遣词造句等表达方法有关，而两者之间又是统一的。纵观杜甫的作品，思想内容博大精深、韵味深远；感情境界凝重深沉、忧郁悲壮；表达方式百转千回、反复咏叹。

沉郁顿挫在杜诗中，有感情和形式两方面的体现。在感情上，是深厚、悲怆。感伤、郁结的，体现了杜甫的忧国忧民之情。沉郁顿挫“风格形成的原因与杜甫的经历、思想、美学观点有密切的联系。

拟话本：明代后期，随着长篇通俗小说的繁荣，话本小说也发生了重要变化：由过去供艺人讲述的底本变而为社会上普通读者的案头读物，出现了大批以阅读为编写和出版目的的短篇小说。这种在体制上与宋元话本大致相同、具雅俗共赏性质的白话短篇小说，即是“拟话本”，或称“拟宋市人小说”。

南洪北孔：是对清初历史剧作家洪昇和孔尚任的合称。洪昇是钱塘人，有著名历史剧《长生殿》传世；孔尚任是曲阜人，有著名历史剧《桃花扇》传世。这两部著作代表了清代戏剧的最高成就，并代表了清初感伤审美思潮的重要实绩。

南社：南社与清末民初革命诗潮密不可分：革命诗之兴催动南社诞生，南社之立又为革命诗潮推波助澜。经过数年酝酿，1909年11月13日南社成立于苏州虎丘。以高旭、陈去病为主要创始人和领导核心。其寓意为“操南音不忘本”，实寓反抗北庭之意，其宗旨即“反抗满清”。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一时间，南北爱国诗人、进步文士纷纷加盟，1916年时达千余人。这个具有明显近代性质的文学社团，辛亥革命前后主要革命报刊和文学刊物的主持人均在其中。1917年因为同光体的态度不

大历十才子 大历十才子是指唐朝大历年间的十位诗人。这一说法最初见于姚合《极玄集》。大历十才子包括李瑞、卢纶，钱起，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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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柳亚子与他人争执，南社几乎分裂。此后每况愈下，至五四后解体。

南戏：又称南曲戏文。它原是宋代以来南方浙、闽一带用村坊小曲演唱的民间小戏，在其形成发展过程中，吸收了大曲、诸宫调、滑稽戏等民间说唱伎艺和宋杂剧表演故事的形成，故开始称“永嘉杂剧”或“温州杂剧”。元灭宋统一中国后，在南北文化交流中，南戏的故事题材和演唱艺术又受到北杂剧的影响，并逐渐成为一种较为成熟的戏剧形式。

清初三大家：三位作家是侯方域、魏禧、汪琬，号称“清初三大家”，他们的散文比较注意从文章风格上纠正晚明散文的放诞的纤佻习气，主张恢复唐宋散文的醇厚传统。三人中以侯方域成就较为突出。

前后七子：从明朝中期开始，诗歌掀起了一场以复古面目出现的革新活动。以李梦阳、何景明为核心，包括康海、王九思、边贡、王廷相、徐祯卿等人的文学群体，称“前七子”。他们提出了“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目的是扫荡台阁体的无聊文风，力图恢复文学自身的独立地位。但由于他们的创作理论落后，缺乏创新，有泥古不化的倾向。至嘉靖、隆庆时期，出现了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包括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在内的文学群体，称“后七子”。他们一方面继承了前七子关于重视文学自身价值的观点，另一方面，他们在复古道路上比前七子走得更远。他们成员间的文学主张和创作风格差异较大，它并不是一个主张和创作实践完全统一的文学流派。

谴责小说：他的概念不见于“小说界革命”中，而是鲁迅1920年治小说史时的新创。鲁迅认为：嘉庆之后，内乱外患不断，有识之士呼吁维新与爱国。戊戌变法失败后，又有庚子赔款和义和团之变，人们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其他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谴责小说”，代表作有李宝嘉《官场现形记》等。

清雅词派：指南宋中后期词坛崛起的一个词派。此词派的开山大师是姜夔。他在题材内容方面主要承袭周邦彦词写恋情和咏物的传统，在词的格调、意境方面有新的开拓，格调高雅，词境疏朗开阔，以其“清空”、“骚雅”的风格特色，成为南宋雅词的典范。此后，自吴文英、史达祖至王沂孙、张炎、周密等均沿此路作词。在遣辞和音律上益求清丽工整，重咏物，多用典，追求人工之巧，使词由共赏变为纯粹的文人吟唱。他们的作词途径和特色虽各有不同，但追清趋雅却是共同的。 散曲：是配合当时北方流行的音乐曲调撰写的合乐歌词，是一种起源于民间新声的音乐文学，是当时一种雅俗共赏的新体诗。在元代，散曲一般称为乐府或词，有小令和套数两种基本形式。

诗文革新运动：北宋中叶，欧阳修登上文坛，学作古文，倡导古文运动，并很快成为文坛领袖。他不遗余力地褒奖提携王安石、曾巩和三苏，在明确理论指导下积极从事古文创作，形成了浩大的声势，确立了古文在散文领域的正宗地位；古文领域的革新也影响到诗歌创作，作诗也讲“气格”，出现了“以文为诗”的现象，开创了一代诗风。人们把这场有推动宋代文学发展、使宋文、宋诗都能够自具面目而独树一帜的文学变革称为诗文革新运动。

诗界革命：戊戌维新失败之后，梁启超亡命海外，以“新民”即启发从觉悟为宗旨，提倡和发动文学界的全面革命，而最先提出的是“诗界革命”。在1899年的《夏威夷游记》中，梁启超首次标示诗界革命，批评了千年的古典诗歌传统，第一个尖锐指出传统诗的终结性命运。在对黄遵宪等人的新学之诗的经验教训作了检讨之后，提出诗界革命应以“新意境”、“新语句”、“古风格”三者具备为衡量标准。1902年，在其《饮冰室诗话》中，将诗界革命的标准修订为“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或“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成为诗界革命的纲领。诗界革命除黄遵宪这位代表作家之外，梁启超是发难者，康有为为巨擘，其余则有丘逢甲等。“诗界革命”对此后的旧体诗创作有深远影响，并在观念上为“五四”的新诗运动作了准备。

山谷诗体：黄庭坚自号山谷道人，他写诗提倡以学问为诗，为主学习杜诗、韩文的“无一字无来处”，提倡以故为新，变俗为雅，有“点铁成金”和“夺胎换骨”之说，工于炼字和用典，造语好奇尚硬，力求出人意表。创制拗句和拗律，讲究语意老重和规模宏远，笔势奇纵，风格生新瘦硬。杨万里在《诚斋诗话》中称黄庭坚诗为“山谷诗体”，严羽《沧浪诗话》将其列为“山谷体”。

“三言”：是冯梦龙编篡整理的三部拟话本小说集的总称，它包括《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每集各四十篇，共一百二十篇。它是以普通市民及其生活为主要表现对象，具有雅俗共赏性质的新型通俗小说形态，是明代拟话本小说成就最高的代表作之一。

宋末元初四大家：张炎、王沂孙、周密和蒋捷，都是由南宋入元代的词人。张炎、王沂孙、周密均为南宋中后期清雅词派的作家，蒋捷词虽较少束缚，有自然之趣，且时有豪放，风格多样，但在炼字、求声律及追求隽婉方面，仍不脱姜夔、吴文英的影响。由于他们词风有相近之处，又都是宋末元初词坛上的佼佼者，故清人称他们为“宋末元初四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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