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十才子大历十才子是指唐朝大历年间的十位诗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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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盛言宜“气盛言宜”是韩愈提出的创作主张。韩愈特别重视作家精神力量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强调作家的道德行为和文艺修养。在《答李翊书》中提出:“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所谓“气盛言宜”,是指作家的道德修养境界高,则在发言、著述时,无论用词长短或声调高下,均能得宜。韩愈的“气盛言宜”即是一种精神气质、又是一种人格境界,与孟子的 “浩然之气”含义接近。气盛言宜的思想对古文运动顺利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永州八记“永州八记”是柳宗元在贬官永州期间,游览永州山水胜景后所作的八篇游记。包括《始得西山宴游记》《钴鉧潭记》《钴鉧潭西小丘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考试的时候,以上写出三个就可以)。永州八记写出了山水景物中的奇妙动人之处,画廊式的展现了永州的山水胜景。抒发了作者贬官的郁闷心情。“永州八记”在古代山水文学发展有重要地位。

行卷 应试举人为增加及第的可能和争取名次,多将自己平日诗文加以编辑,写成卷轴,在考试前送呈投献名公巨卿,以求推荐,此后形成风尚,即称为“行卷”“行卷”之风与诸科中前途最好的进士科紧密联系,所重在文词的优劣高下。行卷对于唐代传奇的盛行有一定的影响。

变文 变文简称为“变”,它是在佛教僧侣所谓“唱导”的影响下,继承汉魏六朝乐府诗、志怪小说、杂赋等文学统逐渐发展成熟的一种说唱体的通俗文学。变文和后世的“演义”相类似,即把古典的故事,重新再演说一番,变化一番,使人们容易明白。变文以长篇叙事为主,极善于敷衍故事,充分发挥了佛教文学的想象奇特、色彩瑰丽、布局宏大、场景宏伟的特点。变文在艺术形式上也有独特的创造。除了叙事曲折、描写生动、想象丰富、语言通俗外,体制上韵文与散文相结合是其重要特点。变文对唐代文人创作,特别是传奇的创作,对后代的诸宫调、宝卷、鼓词、弹词等讲唱文学和杂剧、南戏等戏曲文学,也有积极的影响。

沉郁顿挫沉郁顿挫是指感情而言,“沉郁”者,“意”也,“沉郁”是指有深挚、沉雄,郁结,抑塞的感情内容;“顿挫”者,“法”也,“顿挫”是指感情的力度,深度,浓度,侧重于意和思想,是指感情表达的方式。沉郁与作品的内容主题有关;顿挫与作品的谋篇、结构、遣词造句等表达方法有关,而两者之间又是统一的。纵观杜甫的作品,思想内容博大精深、韵味深远;感情境界凝重深沉、忧郁悲壮;表达方式百转千回、反复咏叹。

沉郁顿挫在杜诗中,有感情和形式两方面的体现。在感情上,是深厚、悲怆。感伤、郁结的,体现了杜甫的忧国忧民之情。沉郁顿挫“风格形成的原因与杜甫的经历、思想、美学观点有密切的联系。

拟话本:明代后期,随着长篇通俗小说的繁荣,话本小说也发生了重要变化:由过去供艺人讲述的底本变而为社会上普通读者的案头读物,出现了大批以阅读为编写和出版目的的短篇小说。这种在体制上与宋元话本大致相同、具雅俗共赏性质的白话短篇小说,即是“拟话本”,或称“拟宋市人小说”

南洪北孔:是对清初历史剧作家洪昇和孔尚任的合称。洪昇是钱塘人,有著名历史剧《长生殿》传世;孔尚任是曲阜人,有著名历史剧《桃花扇》传世。这两部著作代表了清代戏剧的最高成就,并代表了清初感伤审美思潮的重要实绩。

南社:南社与清末民初革命诗潮密不可分:革命诗之兴催动南社诞生,南社之立又为革命诗潮推波助澜。经过数年酝酿,19091113日南社成立于苏州虎丘。以高旭、陈去病为主要创始人和领导核心。其寓意为“操南音不忘本”,实寓反抗北庭之意,其宗旨即“反抗满清”。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一时间,南北爱国诗人、进步文士纷纷加盟,1916年时达千余人。这个具有明显近代性质的文学社团,辛亥革命前后主要革命报刊和文学刊物的主持人均在其中。1917年因为同光体的态度不

大历十才子 大历十才子是指唐朝大历年间的十位诗人。这一说法最初见于姚合《极玄集》。大历十才子包括李瑞、卢纶,钱起,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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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柳亚子与他人争执,南社几乎分裂。此后每况愈下,至五四后解体。

南戏:又称南曲戏文。它原是宋代以来南方浙、闽一带用村坊小曲演唱的民间小戏,在其形成发展过程中,吸收了大曲、诸宫调、滑稽戏等民间说唱伎艺和宋杂剧表演故事的形成,故开始称“永嘉杂剧”或“温州杂剧”。元灭宋统一中国后,在南文化交流中,南戏的故事题材和演唱艺术又受到北杂剧的影响,并逐渐成为一种较为成熟的戏剧形式。

初三大家:三位作家是侯方域、魏禧、汪琬,号称“清初三大家”,他们的散文比较注意从文章风格上纠正晚明散文的放诞的纤佻习气,主张恢复唐宋散文的醇厚传统。三人中以侯方域成就较为突出。

前后七子:从明朝中期开始,诗歌掀起了一场以复古面目出现的革新活动。以李梦阳、何景明为核心,包括康海、王九思、边贡、王廷相、徐祯卿等人的文学群体,称“前七子”。他们提出了“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目的是扫荡台阁体的无聊文风,力图恢复文学自身的独立地位。但由于他们的创作理论落后,缺乏创新,有泥古不化的倾向。至嘉靖、隆庆时期,出现了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包括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在内的文学群体,称“后七子”。他们一方面继承了前七子关于重视文学自身价值的观点,另一方面,他们在复古道路上比前七子走得更远。他们成员间的文学主张和创风格差异较大,它并不是一个主张和创作实践完全统一的文学流派。

谴责小说:他的概念不见于“小说界革命”中,而是鲁迅1920年治小说史时的新创。鲁迅认为:嘉庆之后,内乱外患不断,有识之士呼吁维新与爱国。戊戌变法失败后,又有庚子赔款和义和团之变,人们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其他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谴责小说”,代表作有李宝嘉《官场现形记》等。

清雅词派:指南宋中后期词坛崛起的一个词派。此词派的开山大师是姜夔。他在题材内容方面主要承袭周邦彦词写恋情和咏物的传统,在词的格调、意境方面有新的开拓,格调高雅,词境疏朗开阔,以其“清空”“骚雅”的风格特色,成为南宋雅词的典范。此后,自吴文英、史达祖至王沂孙、张炎、周密等均沿此路作词。在遣辞和音律上益求清丽工整,重咏物,多用典,追求人工之巧,使词由共赏变为纯粹的文人吟唱。他们的作词途径和特色虽各有不同,但追清趋雅却是共同的。 散曲:是配合当时北方流行的音乐曲调撰写的合乐歌词,是一种起源于民间新声的音乐文学是当时一种雅俗共赏的新体诗。在元代,散曲一般称为乐府或词,有小令和套数两种基本形式。

诗文革新运动:北宋中叶,欧阳修登上文坛,学作古文,倡导古文运动,并很快成为文坛领袖。他不遗余力地褒奖提携王安石、曾巩和三苏,在明确理论指导下积极从事古文创作,形成了浩大的声势,确立了古文在散文领域的正宗地位;古文领域的革新也影响到诗歌创作,作诗也讲“气格”,出现了“以文为诗”的现象,开创了一代诗风。人们把这场有推动宋代文学发展、使宋文、宋诗都能够自具面目而独树一帜的文学变革称为诗文革新运动

诗界革命:戊戌维新失败之后,梁启超亡命海外,以“新民”即启发从觉悟为宗旨,提倡和发动文学界的全面革命,而最先提出的是“诗界革命”。在1899年的《夏威夷游记》中,梁启超首次标示诗界革命,批评了千年的古典诗歌传统,第一个尖锐指出传统诗的终结性命运。在对黄遵宪等人的新学之诗的经验教训作了检讨之后,提出诗界革命应以“新意境”“新语句”“古风格三者具备为衡量标准。1902年,在其《饮冰室诗话》中,将诗界革命的标准修订为“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或“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成为诗界革命的纲领。诗界革命除黄遵宪这位代表作家之外,梁启超是发难者,康有为为巨擘,其余则有丘逢甲等。“诗界革命”对此后的旧体诗创作有深远影响,并在观念上为“五四”的新诗运动作了准备。

山谷诗体:黄庭坚自号山谷道人,他写诗提倡以学问为诗,为主学习杜诗、韩文的“无一字无来处”,提倡以故为新,变俗为雅,有“点铁成金”和“夺胎换骨”之说,工于炼字和用典,造语好奇尚硬,力求出人意表。创制拗句和拗律,讲究语意老重和规模宏远,笔势奇纵,风格生新瘦硬。杨万里在《诚斋诗话》中称黄庭坚诗为“山谷诗体”,严羽《沧浪诗话》将其列为“山谷体”

“三言”:是冯梦龙编篡整理的三部拟话本小说集的总称,它包括《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每集各四十篇,共一百二十篇。它是以普通市民及其生活为主要表现对象,具有雅俗共赏性质的新型通俗小说形态,是明代拟话本小说成就最高的代表作之一。

宋末元初四大家:张炎、王沂孙、周密和蒋捷,都是由南宋入元代的词人。张炎、王沂孙、周密均为南宋中后期清雅词派的作家,蒋捷词虽较少束缚,有自然之趣,且时有豪放,风格多样,但在炼字、求声律及追求隽婉方面,仍不脱姜夔、吴文英的影响。由于他们词风有相近之处,又都是宋末元初词坛上的佼佼者,故清人称他们为“宋末元初四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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