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智库：财团和政客的“第三只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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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智库：财团和政客的“第三只手”



明辨美国智库研究价值立场的同时，中国智库应大胆借鉴其技术和方法上的先进经验 近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最新公布的《2008全球智库报告》显示，美国依然是全球智库研究能力最强大的国家，在全球5465家智库中拥有1777家，在智库十强国家中，比其他九国的总和还要多。其中，美国首都华盛顿也成为全球拥有智库最多的城市，高达350家。在每年的运营经费上，前十强的美国智库共拥有5.606亿美元，而非美国的全球十大智库只有1.122亿美元。 近几十年来，智库在西方国家内政外交政策的制定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在美国的影响力尤为显著，它以精准全面的分析研判、与政界广泛深入的联系以及在社会公众中的影响力，左右着美国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外交、科技等方面的重大决策，以致有关国学者将智库视为继立法、行政和司法之后的“第四部门”。 发展历程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任晓按美国智库在不同时期的性质和特点，将其大致分为四个发展阶段：

公共政策研究机构起步阶段。时间为20世纪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成立的智库大都从事长期性的政策研究，致力于把科学知识运用于研究和解决广泛的公共政策问题。当时的智库主要有拉塞尔塞奇基金会、政府研究学会、胡佛研究所和对外关系委员会。

政府合同型智库兴起阶段。时间为二战结束到20世纪60年代初。在这期间，美国政府开始重视由工程师、物理学家、生物学家以及社会学家相结合所产生的综合研究成果，所以二战后迅速出现了大批与政府签订研究合同的智库，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成立于1948年的兰德公司。

政治宣传型智库发展阶段。时间为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这一时期国际形势的发展使得智库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它们向政策制定者推销政治主张，灌输各种思想。这些智库一般都有鲜明的政策、党派和意识形态倾向。力求影响当时的政治或政策。这类智库主要有，传统基金会和凯托学会等。

政治家后援型智库发展阶段。时间为上世纪90年代至今。一般由具有政治雄心的人物或其支持者，以及离任后着力进一步推进其政治和意识主张的前总统等人创办。这类智库主要有：卡特中心和尼克松和平与自由中心。这些智库关注的是推广其政治主张。 财团和政府的“第三只手”

美国智库一般都强调自己的“非营利性、独立性和无党派”色彩，但这只是最初的情况，现在的情况则要复杂得多。智库一般都有董事会全面负责研究计划、立项以及执行核查，并“保证智库的独立性”，但这种独立性也只是相对的。首先，智库从一开始就有自己的定位，或保守，或中性，或激进，这些都为智库的研究先天性地设定了“有色眼镜”。而且，董事会成员的背景和理念也决定着智库发展的方向和研究趋向。特别是，一些完全依靠美国政府和军方合同的智库，虽然表面上极力证明自己的“民间独立身份”，但是细察其“捐助榜”，就可知道它在为谁效力。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陈向阳认为，美国智库的背后一般大多是一些利益财团，包括近年出现的一些新型科技集团和金融集团。这些财团出于保护经济利益并获得更大收益的需要，通过智库发表调研报告，影响社会舆论，左右政府决策以实现自己的利益。当然，也有一些财团出于西方宗教信仰及道德传统的原因，资助智库进行一些有利于社会的超前研究。

美国政府也喜欢通过智库这个渠道来为一些政策的出台进行预先试探和寻求理论支持。陈向阳说，由于智库的非官方性质，一些美国高官经常就重大外交政策在智库演讲，一来试


探各界反应，二来寻求理论支持。并制造声势，影响舆论，为推出新的政策铺路。所以，在美国特有的政治体制下，财团、智库和政界三者密不可分。华盛顿的“K街”号称“智库一条街” ，美国智库云集于此，天天盯着国会和白宫，想方设法把自己的政策分析和研究结果“塞进”国会议员和政府要员的大脑。 社会功能

任晓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问题研究员张立平等专家认为，智库在美国的政策形成过程中发挥着多种作用，但通常是履行以下四种主要的社会功能。

探求和产生新的政策思想，并长期坚持和倡导这些思想和理论，以期得到广泛认同，继而被确认为政策或法规。

为政府提供全面、专业、具体的政策方案，尤其是在总统就任前后，竭力对新政权施加影响。例如在1980年，美国传统基金会推出长达1093页的《领导人的职责》，这本书一度成为里根政府工作人员的工作手册，并在上世纪80年代产生了重要影响。

提供和储备人才。一方面，美国智库为政府输出具有丰富专业知识的人才，使这些学术精英“摇身一变”为决策者；另一方面，智库又为政府换届后的去职官员提供重要栖身之处，这使美国智库积蓄了丰富的人脉资源。智库与政府之间频繁地交流人员，形成了特有的“旋转门”现象。

智库还具有教化功能，赋予自身教育社会和公众的责任。美国智库一般的研讨会都对公众开放。这样既可以提升自身的知名度和扩大影响力，又能潜移默化地影响社会公众接受和认可自己的政策和理论，从而造成有利于这些理念实施的社会民意基础。 中国研究

美国智库对中国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中国崛起”和“美中关系”这两个课题上。一部分学者认为中国崛起是“必然的威胁”，主张遏制和防止中国崛起；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中国崛起不是必然的威胁，但需要防止中国崛起为一个“威胁邻国和美国盟友及其利益的攻击性国家”。目前来看，第二种观点的影响较大，并指导着美国政府的总体对华政策。布鲁金斯学会中国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贝德就曾表示，“散布中国威胁论是错误的”，但“维持对华武器禁运可使美国处于一个有利的强势地位”。 然而，即使是持第二种观点的智库，对中国的态度也因其背景和理念的不同而差异较大。比如，布鲁金斯学会主张与中国进行贸易合作、共同反恐；而兰德公司则主张“遏制+接触”，尤其是在台湾问题上，兰德公司坚持以“维持台海现状”为基调；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则主张建立并巩固中美高层对话机制，“除非台海两岸都有要求，否则美国不应在两岸之间扮演调停角色”。

近年来，美国智库对中国军事研究大大加强。他们紧盯中国军事的各个领域，包括中国的军事战略(中国国防政策、安全观、核战略、决策机制等)、台海军事形势、中国军事科技、南中国海问题、中国军费开支、军种发展战略等。此外，解放军作战理论、体制编制、对外军事交往、军事决策机制、太空力量、解放军战史等也是美国智库重点研究的对象。 美国智库越来越重视运用中文开展对华研究。陈向阳说，美国智库在进行对华研究和交流时聘请“中国通”、推出中文媒体，这些都值得注意。语言上的障碍消除后，将更加加大其话语权和影响力。特别是，个别美国智库利用在中国境内活动和合作的机会，或隐或显地进行一些灌输、渗透甚至搜集情报的行为，值得关注。 最新发展趋势

美国智库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数量非常庞大，而新型智库也在不断涌现。陈向阳认为，美国智库目前呈现出以下发展趋势： 产业化。美国智库已形成了较具规模的政策咨询产业和战略谋划产业，并将此转化为巨大的效益。美国智库都声称是“非营利机构”，但实际上都是营利的，它们主要通过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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