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愧怍”更重要的是“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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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愧怍”更重要的是“害怕”

作者：黄邵震

来源：《证券市场周刊》 2018年第46期



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中说：“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1]，也就是说，只有以作品文字为出发点和载体才能真正领悟作者的思想情感。林筱芳在《人在边缘——杨绛创作论》中认为杨绛的散文“沉定简洁的语言，看起来平平淡淡，无阴无晴。然而平淡不是贫乏，阴晴隐于其中，经过漂洗的苦心经营的朴素中，有着本色的绚烂华丽”[2]。换言之，杨绛的散文是将自己“绚烂华丽”的情感包裹在“沉定简洁”的文字之中的。对读者来说，这是一种挑战，它需要你有耐心肯动脑；当然这也是一种乐趣，它能带给你与作者精神深处的共鸣。

在《老王》一文中，最引人注目的自然是全文的最后一句：“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不幸者的愧怍。”“愧怍”即是惭愧之意，它出现在文末，本身又包含着明确情感指向，所以历来为论者重视。结合前文内容也不难看出，“幸运的人”当是杨绛自指，“不幸者”指的是老王。杨绛一家颇受老王照顾，她最后还拿了老王的香油鸡蛋，是一个“幸运的人”；而老王一生坎坷，遭遇各种不幸，直至最后孤病而亡，确实是一个“不幸者”。要说这样一个“幸运的”杨绛，因为占了“不幸者”老王不少好处却无法回报，因为自己拿出去的“钱”实在与老王付出来的“情”不对等，从而感到“愧怍”，这本身是无可厚非的。但杨绛明明就在“愧怍”的前一句就否定了这种理解。她说：“但不知道为什么，每想起老王，总觉得心上不安。因为吃了他的香油和鸡蛋？因为他来表示感谢，我却拿钱是侮辱他？都不是。”

那么，杨绛到底在“愧怍”什么呢？这就需要我们再次回到文章，沿波讨源，披文入情了。其实，要理解杨绛的“愧怍”，首先要看到她的“害怕”。“害怕”是打开“愧怍”这扇门的钥匙，是杨绛真正的苦心经营之处，是杨绛深埋于平淡文字之下骇浪惊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比“愧怍”本身更重要。

在文章的第六节，杨绛首先特别清晰地点明了时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她接着叙述，因为钱钟书先生的腿出了问题，所以请老王用三轮车送钱先生去医院。随后，杨绛写了这么一句：“我自己不敢乘三轮，挤公共汽车到医院门口等待。”这句话实在太让人惊诧了！“不敢”乘三轮？是怕自己年纪大了不适，怕老王驾驶技术不好，怕车子安全系数不高，抑或是怕路上坑洼颠簸不平？显然都不是，因为我们不可能忘记，本文的第一句话，杨绛是这么写的：“我常坐老王的三轮。他蹬，我坐，一路上我们说着闲话。”一个“常坐”三轮，且能“说着闲话”的人，当然是一点也不会怕乘坐这种交通工具的。

那么，杨绛在害怕什么？也许从她的《丙午丁未年纪事——乌云与金边》一文中，我们可以找到答案。文革开始后，杨绛和钱钟书都被打成“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是“牛鬼蛇神”中的一种，他们的境遇极其糟糕。在《丙》一文中，杨绛写道：“有一晚，同宿舍的‘牛鬼蛇神’都在宿舍的大院里挨斗，有人用束腰的皮带向我们猛抽。默存背上给抹上唾沫、鼻涕和浆糊，渗透了薄薄的夏衣。我的头发给剪去一截。斗完又勒令我们脱去鞋袜，排成一队，大家伛着腰，后人扶住前人的背，绕着院子里的圆形花栏跑圈儿；谁停步不前或直起身子就挨鞭

打。”[3]除了挨骂挨打挨整挨斗，“牛鬼蛇神”们在身体上也被留下明显的标志。杨绛写道：“那个用杨柳枝鞭我的姑娘拿着一把锋利的剃发推子，把两名陪斗的老太太和我都剃去半边头发，剃成‘阴阳头’。”[4]有了这样明显的标志，哪怕是在最日常的生活中，也会遭到各种攻击。杨绛记录了一次她乘公交车的经历：“我戴着假发硬挤上一辆车，进不去，只能站在车门口的阶梯上，比车上的乘客低两个阶层。我有月票，不用买票，可是售票员一眼识破了我的假发，对我大喝一声：‘哼！你这黑帮！你也上车？’……她看着我的头发。乘客都好奇地看我。我心里明白，等车一停，立即下车。直到一年以后，我全靠两条腿走路。”[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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