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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社会语言学的现状和展望 胡明扬
1964年夏天，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社会语言学委员会召集部分语言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开了一个为期8周的会议，正式宣告社会语言学的建立和兴起。但是就在这次会议上就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把重点放在语言学上，那就是社会语言学；另一种意见把重点放在社会学上，那就是语言社会学。威廉．拉波夫的《在社会环境中对语言的研究》表明了他的社会语言学倾向，而费希曼的《语言社会学，研究社会中的语言的一门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则点明是语言社会学。这两种不同取向后来就称为微观社会语言学和宏观社会语言学。不过拉波夫在1972年发表《社会语言学模式》（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以后，社会语言学大都采用拉波夫提倡的量化的社会学的调查统计模式，因此似乎微观社会语言学指的是采用调查统计模式的社会语言学，而宏观社会语言学则一般不采取这种模式，这跟早期区分社会语言学和语言社会学有所不同。
在国内，早期从事城市方言研究的语言学家实际上也涉及社会因素对语言的影响，赵元任的《北京、苏州、常州语助词的研究》（1926年《清华学报》第三卷第二期）和《现代吴语的研究》（1928年），罗常培的《语言和文化》（北京大学，1950）就是这样的著作。1976年赵元任发表《汉语社会语言学问题》（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英文版），内容涉及汉语方言和标准语，汉英翻译，汉语和逻辑，汉语歧义，词汇语法问题等，这跟后来国内八九十年代社会语言学的主流十分相近。在那个时候，赵元任已经明确地使用了“社会语言学”这样的术语。1978年胡明扬发表《上海话一百年来的若干变化》（《中国语文》3期，199-205页），用传统的方言研究的方法，利用文献资料和个人掌握的方言材料论证了社会因素对语言演变的影响，这跟赵元任使用的方法很接近，但是显然不是后来社会语言学使用的方法。1985年陈松岑发表《社会语言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这是国内最早系统地介绍社会语言学的专著。1987年陈原同志给社科院研究生院社会语言学硕士研究生将社会语言学课，据此写成的著作《社会语言学专题四讲》，1988年由语文出版社出版。
在这以前，1981年胡明扬运用拉波夫的模式在北京进行了一次社会语言学调查，有关的报告《北京话社会调查（1981）》在中国语言学会第一届年会成都会议上宣读，当时吕叔湘先生打破常规，作者发言结束后立即站起来发言，表示热烈支持，可是事后文章要在《中国语言学报》的创刊号（1983年，商务印书馆）上发表的时候，那一期学报的主编根本不信社会语言学的调查数据和分析推论，给作者写了一封信，质问怎么能证明调查数据反映了语言实际？社会因素极其复杂，怎么能确定是哪种因素在起作用，而且“北京话社会调查”这样的题目就根本不通，所以不准备发表，只是由于吕叔湘先生的支持，这篇调查报告最后没有被枪毙，但是编辑部对内容进行了删改，题目改成《关于北京话语音、词汇的五项调查》。其实，社会语言学采用采用社会学的随机抽样和误差校正、相关分析等数据处理的一整套方法，基本上可以保证数据的代表性和可信性，但是语言学界很多人不了解社会语言学的调查统计方法，因此非常怀疑社会语言学的严肃性，甚至对社会语言学的调查数据和推论嗤之以鼻，这也是可以了解的。陈原同志的社会语言学著作出版以后影响很大，而他的著作倾向于宏观社会语言学，因此后来国家语委语用所的社会语言学研究也主要是研究语言规划和不同群体的语言特点。从总体上来看，国内从事宏观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人比较多，而从事微观社会语言学，也就是从事调查统计分析研究的人比较少。这主要是由于语言工作者大多是纯文科出身的，不熟悉统计分析那一套数理化的方法，另外社会调查费时费力，还有经费问题，
这些都阻碍了以社会调查和统计分析为主要手段的微观社会语言学的发展。不过九十年代江汉大学社会学专业出身的王立同志先后发表了好几篇用社会调查和统计分析方法研究汉语社团一般成员对汉语“词”的语感倾向的调查报告（2003年出版了专著《汉语词的社会语言学研究》，商务印书馆）；洛阳工学院杨晋毅同志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新兴工业区语言的调查报告，同样使用了量化的社会调查的数据。但是总的说来国内的社会语言学研究大都属于宏观社会语言学的范畴，也就是不采用社会学的调查统计分析的路子，而是沿用过去方言研究的路子，主要采用非随机的实地调查（过去叫“田野工作”）和语言学家主观分析推论的方法，不少就是俗语、俚语和行业语调查。 语言规划是宏观社会语言学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是如果没有社会语言学的调查统计数据的支持，不同的意见永远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很难取得一致意见。例如语音规范化的内容要不要包括儿化和轻声就是一个十分现实而从五十年代以来长期没有解决的有争议的问题。按理，应该在北京，乃至在北方话地区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关于儿化和轻声的社会调查，看看究竟儿化和轻声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如何，然后再来决定是不是应该确立儿化和轻声的规范，或者有所调整，或者在一个时期以内可以不规定任何规范，等将来再说。再如外文字母词的问题，如CT，WTO，有人说现在中国人都已经这么说，因此这些都已经是现代汉语的规范的字母词；有人说绝大多数中国人不懂，也不说，这些是地道的外文字母词，根本不是现代汉语的词语。谁对谁错？只有社会调查的客观数据才能下结论。可是没人做这样的社会语言学调查。
宏观社会语言学和微观社会语言学都是社会语言学，都需要研究和发展，但是微观社会语言学使用的社会学的社会调查统计方法作为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可以在语言研究的多个领域使研究的结论更为客观，更容易为多数人接受，更容易取得一致意见，因此更值得提倡和推广。我们希望有更多的社会学家参与语言研究或者和语言学家合作进行研究，也希望更多的语言学家学习和掌握社会学的随机调查和量化研究方法，以促进我国的语言研究方法的现代化和多样化，特别是对民族语言规范化的工作做出更大的贡献。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xz.cn/325467370b4c2e3f57276348.html
2023-01-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