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内阁与司礼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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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内阁与司礼监



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在洪武十一年（1378）下令，各部大臣奏事，不许同时向中书省报告。两年之后，朱元璋以主相胡惟庸谋反为借口，宣布废除中书省。自此，宰相制度在中国历史上消失，而由皇帝对政府进行直接控制。洪武二十八年（1395），朱元璋明确诏告：“以后嗣君并不许立翠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劫奏，处以重刑。”

朱元璋废除丞相，目的就是要进一步加强皇权。而实际的情况是，在废除了主相之后，朱元璋并没有真正废除相权，而只是由他自己来行使相权。一直到他去世，他都非常“勤政”。为了提高自己“勤政”的效率，这位洪武皇帝甚至强令他的臣下，所有奏章都必须写得短而又短，并且必须按照指定的格式。可就是这样，他还是忙不过来。于是，他需要有一些文人学士侍从于自己身边，以备顾问、供咨询。早在废中书省当年的九月，朱元璋便设置春、夏、秋、冬四辅官，官位在左右都督之下，尚书之上。每月分上、中、下三旬，由四辅官分别依次轮值，备皇帝顾问，就皇帝交办之奏疏，提出意见，供皇帝裁决。但这一做法并未解决问题，作用不大，因此在洪武十五年（1382）七月，朱元璋废除四辅宫，九月，仿造宋朝制度设立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等大学士数人，作为皇帝的侍从顾问。四辅官和侍从学士的设置，可视为明朝内阁之滥筋。至于对宦官或后妃、外戚干政的现象，朱元璋是深恶痛绝的。他就是再忙不过来，也决不用这些人来协助自己。特别是对宦官，他曾特别下令，不许他们读书识字。所以，对于朱元璋来说，他所强化的“皇权”，其实只是“皇权加上相权”。

这种权力的“加法”，对朱元璋的任何一个后继者来说，都是无法做到的。因为，要做好这样的权力加法，除了天赋异人之外，还必须具备像朱元璋那样的权威和治政经验。建文帝即位后，有时上朝晚了些，就有臣下进谏，说朝政因此被耽搁了；要求他能像他的祖父那样，天还不亮就起床，太阳还没出，就朝见群臣。其实，建文帝即便具有他祖父同样的意志，因为缺乏像他祖父那样的权威和治政经验，恐怕仍于事无补。

对于废相一事，建文帝是不满的。但碍于“祖训”，他始终不敢恢复墨相，


而只是将朝廷六部的权力加强。但他再怎么加强六部权力，都不可能弥补作为政府中枢的相权的缺失。然而我们发现，当1402年（建文四年）朱橡攻入京师时，明朝的内廷（禁中）已设立了内阁机构，并备有特制的“文渊阁” 印。这件事暗示着，建文帝最终已经认识到，明朝在权力体制方面所面临的问题。

朱橡登基后，尽管史书上称他“革除”了建文时期所有变乱“祖宗法制”的做法，但他却恰恰保留了建文设置的这一“内阁”。据记载，明成祖朱楝于即位当年（1402）的八月和九月，特选翰林院编修、检讨等官，人文渊阁当值，参与机密重务。因文渊阁地处内延，阁臣又常侍从皇帝于殿阁之下，故称“内阁”。但这时，人阁值班者专理诏册和制话，不置官属，不得专制诸司，诸司章奏也不通过内阁，一切章疏批答皆出自皇帝，人阁诸臣谓之人阁办事。其后，人阁诸臣的地位逐渐升至学士、大学士。

明仁宗洪熙年间，内阁的权力逐渐加大，阁臣可以条对皇帝提出的议题，内阁大学士加官至师、保及尚书、侍郎。此后，多以尚书、侍郎授殿阁大学士。宣德和正统时，先后设东制敷房和西诺敷房，由中书官掌办文书，是为内阁属吏，内阁制度开始完备。皇帝批答内外所上奏疏，也开始命阁臣拟出意见，形成所谓的“票拟”、“批红”之制。这时，由于内阁具有代言拟旨的职责，逐渐成为协助皇帝决策的中央机构。明代中叶以后，大学士主持阁务者称首辅，其余称次辅、群辅，朝位班次皆列于六卿之上。嘉靖至万历初，首辅得以独专票拟，阁权更重。有明一代，著名的内阁大学士有杨士奇、张璃、夏言、严富、徐阶、高拱、张居正等人，其中尤以张居正权倾一时，事功最显。

上述过程表明，相权已通过阁权，而转化为皇权本身。从此，明朝的权力体制，已不再是“皇权加上相权”的简单加法了。

要懂得阁权是皇权而不是相权这个道理，就必须明了与之相连的“票拟”和“批红”制度，以及宦官参与朝政的制度。宦官参与朝政，是在明成祖朱橡统治时期。到了宣宗时，宫中甚至专门设立了内书堂，教宦官读书识字。这种违背洪武祖制的做法，目的显然是要利用宦官来强化内廷政治。正统以后，明朝官员的奏章，都必须经宦官之手而呈交皇帝；而这些奏章在呈交皇帝之前，一般已经由司礼监的秉笔太监先看过。明朝的宦官机构主要为十二监、四司、八局，合称宦官二十四衙门，司礼监即为十二监之一。司礼监中设提督、掌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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