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烈山：从大同“跪留”市长看官民“合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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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烈山：从大同“跪留”市长看官民“合谋”

2013-03-04 09:27:32

中国古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此言有理；西哲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好大喜功，急于求成，重面子不重里子，诸如此类，很多方面，我发现都是很有“官民共识”的！

从大同“跪留”市长看官民“合谋” 鄢烈山

最近这期《南方周末》在“时局”版发了篇“调查报道”：《大同为何“跪留市长”》，颇有意味。为什么发在“时局”版呢？因为与高官调动有关：山西大同市长耿彦波，2月3日公示将任大同市委书记，2月7日被任命为太原市委副书记，2月8日被任命为太原市代市长；于是，春节期间，2月12日（正月初三）起，大同街头就出现了大游行，众人“跪留市长”的场面。《南方周末》这篇报道配的照片上有“翻身不忘共产党 巨变离不了耿市长”的大标语。这与王朝时代官员离任时，乡绅们组织的送歌功颂德的“万民伞”还不同，明显有向上边请愿的，挽留耿市长意味。有“大V”在微博上评论说，无论如何，共和国的公民都不该用“下跪”来表达意愿，这种臣奴恶习令人厌恶！

但《南方周末》这篇报道显然是要通过实地调查，回应网上的质疑：凯迪等一些网站所发的图片表明，挽留并下跪者，实际上是在搞“行为艺术”，他们害怕耿市长一走，为市政建设垫付的工程款收不回，或者怕耿一走，留下半拉子工程无钱投入而被拆迁者回迁无期。那么，这种“下跪”就与讨薪民工或上访群众在机关门前下跪一样，是故意示弱的抗议，羞辱自己的同时意在谴责强势者如奴隶主如老爷！

《南方周末》的这篇报道表明，为了大同大建大变而真心挽留耿彦波的人不少，但“跪留”者还真是“别有用心”，怕市政府欠债不还。新任大同代市长李俊明向市民表态“五个凡是”：凡是已经开工的政府工程，决不允许出现半拉子工程；凡是房屋被拆迁的住户，要妥善安置，确保回迁；凡是已开工的政府工程，要认真履约，按进度拨款；等等。而财政紧张在大同几乎是公开的秘密，“即使留住耿市长，这摊子也不好弄。”2012年大同市的财政收入不到200亿元，位列山西省倒数第四；而耿市长任期所需投入，到2010年估算已达500亿元„„

对于大同市及耿彦波同志的具体情况，本文不想深入探讨，我想说的是大同现象的普遍性。我从大同人的挽留和“跪留”耿市长，看到了中国人，中国的官与民共同的状态。 大同市曾是北魏首都，早在1982年就被国务院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并享有与山西首府太原同等的地方性立法权。然而到耿彦波2008年任市长前，在山西省已多年“名列后茅”。我大约是在2006年夏天到过大同，是冲着云冈石窟去的。城区感觉就是一个大一些的北方乡镇，土坯平房占多数；通云冈石窟的路很差，到处脏兮兮。所以，我非常同情非常理解大同人对大建大变的支持，他们要找回“曾经失落的自豪感”。

作为抗战时期的陪都重庆市，1950年后又一度作为西南地区首府，好长时间也一直很贫穷落后，老百姓热切期望改变城市形象，这是薄熙来主政重庆期间举债大搞市政建设的民意基础。昆明也是这样，号称“春城”，长期以来早已名不副实。我第一次到昆明时，大失所望，四望是光秃秃的山岭，城中也无几行好树，居民阳台居然是假花！这也是仇和主政昆明后不惜工本密密麻麻大植行道树的缘故之一。另一个典型例子是作为九朝古都的洛阳，大多数市民都对本市当代建设落伍心有焦虑，所以孙善武主政洛阳时大拆大建，获名“孙善扒”，听不出是褒是贬。同样，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被市民取绰号“满城挖”，亦褒亦贬，不乏支持者，因为作为十九世纪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城市之一，人们感觉这30年的变化相对而言太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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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几个城市的官与民急于复兴旧光荣，找回自豪感的心理，何尝不是全体中国人的心理呢？

期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重建我们的民族自豪感，难道不是天经地义的吗？难道不是有利于中华民族的积极的心理动力吗？

当然是！但是，动机好，还要选对路径才能达到目标。这样的教训还少吗？当年搞”多快好省“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所谓“三面红旗”，动机不也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重建我们的民族自豪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先贤早就教导我们“欲速则不达”。可是，我们吃了一遍又遍“大干快上”的亏，仍然总想“大干快上”，“一年一小变，三年一大变”！为此，我们崇拜强人，希望主政者拿出“铁腕”来；为此，我们蔑视法律规章，市政建设规划，随着主政者个人意志修订；为此，我们粗暴践踏人权，以超低价强征强拆，闹出人命也在所不惜。

2004年我在《中国经济时报》发表过《把仇和式的强人留给历史》，这篇文章在网上还很容易搜到。文章写道：

“我的结论十分明确：我不需要仇和，我们不需要仇和，21世纪的中国不需要仇和式的强人。我才不管他使沭阳县、宿迁市的经济指标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呢！„„仇和干的不少事却是严重侵犯人权的。„„一些人只看到了今日沭阳县城镇建设的‘新面貌’，却不敢或不屑正视无辜百姓张金花们的血与泪。‘有个妇女的柜子太大了，搬不出去，铲车上去了，轰，房子推倒了，埋在里面，这个妇女一下就昏了过去。’——这是多么血腥的场面，有这样的横暴作背景，仇和天大的政绩都不过是一堆粪土„„”

这在许多人看来就是书生意气，最多算是一家之言，你说你的，他干他的。

然而，我现在清晰地意识到不讲法治、不顾人权的绝不只是追求政绩的官员，很多市民从内心深处也是支持这一套的！这不仅是长期以来中国人就没有尊重私人产权和尊重人权的传统（非但皇帝如此，可以随意没有士民工商的财产，可以严刑逼供任何人，普通民众“吃大户”、“比拳头”的的思维逻辑与掌权者并无多大区别），也不是因为这么多年“顾全大局”集体主义教育的成果（这种不尊重个人权利的集体主义教育若有效，人民公社制度就不会崩溃了），而是在一个不尊重个人权利（财产权、自由权等）的社会，人是非常自私狭隘，因而也是非常短视的。简直言之，只要不欺负到自己头上，就无动于衷（作家高晓声笔下农民的“陈焕生主义”：只要不是专门欺负我一个，那就不算是欺负）。强征强拆只要不是针对自己的，可能还会为之叫好；搞到自己头上时，也不会指望有人援助自己，能忍就忍了；实在觉得不能接受，走投无路之下才鱼死网破地抗争一把。这样的抗争当然不可能获得社会公正，倒是很容易被“摆平”（恐吓、收买分化等）。

这样的市政建设（其实不光是市政建设，比如全面性的高铁建设、机场建设大跃进）和国家发展，造成“三透支”： 一是透支财政。在大同、在重庆这样的地方搞大手笔的市政建设，除了搞“土地财政”剥削农民和市民，除了争取中央的转移支付，主要靠银行贷款。银行都是国有的，还不起最终是一风吹了，过去国企的欠贷不是都吹了吗？童之伟教授考察分析过重庆人支持举债大建的这种心理，大同人何尝不是这样想的？大家都觉得谁能从国有银行要到贷款，谁就是能人恩人，透支财政有什么关系？反正中国又不会让政府破产！

二是透支道德，上述一条其实已涉及透支道德，官民都不重诚信，贷款时就已存心赖账。另一条是道德底线的失守。曾任河南三门峡市和洛阳市委书记的孙善武，贪污受贿巨款的案件在河南省政协副主席任上被揭发，两市很多人为他鸣冤叫屈，说他是个干事的好贪官，总比那些只贪不干事的官员好！网上为孙叫屈的文章一搜一大堆，真是叫我很无语。

三是透支环境，为了所谓“跨越式发展”，所谓“迎头赶上”，不仅污染了看不见的人心，也直接污染了中国民族世世代代生存繁衍的环境。空气、水源、土壤，还有多少安全的？这种不怕断子绝孙的不科学的发展为什么可持续这么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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