寡人之于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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掀起你的盖头来 —《寡人之于国也》的痕迹学研究

先讲一个故事。有一个人对你说：“明天中午到我家吃饭吧。”你去了，等待你的是一桌你最喜欢吃的美食，吃得你宠辱皆忘。又有一个人对你说：“明天到我家吃饭去吧。”你去了，结果发现人家根本没有准备，面对仓促的饭菜，你吃得后悔莫及。又有一个人对你说：“明天中午到我家吃饭去吧。”你去了。一进门就被三个人按在地上，打得你满脸是血，浑身青肿，再加上莫名其妙。话语一样，结果各自不同，关键是说的人不一样：第一位是最亲你的小姨，第二位是关系一般的朋友，第三位则是仇人的朋友。

讲这个故事想说明一个道理，语言传达信息，但同样的语言却可以代表完全不同的结果。文字表达出的信息不少，但文字背后的信息可能更多。同样是事实，有些被作者夸大了来陈述；同样是想法，有些被作者遮掩得密不透风。

在这一点上，写作就有些像认罪，从来都不会直言不讳；阅读也就有些像破案，需要努力去探求真相。不懂得这一点，就难免隔着盖头想新娘，即使里边坐着花和尚，也能想成美娇娘。阅读，有时只有掀起作者的盖头，才能看到他的真容。

《寡人之于国也》就是一篇盖着盖头的文章。 就字面义而言，《寡人之于国也》围绕“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这一疑问展开。对这个问题，孟子分两步回答：一是以战为喻，说明不加多的原因；二是阐述使民“加多”的措施。

以上是常见赏析文章的主要内容。这种思路本身并没有太大的问题，然而它所引起的一个结果是忽略了后半部分内容和前部分的逻辑联系，造成孟子对“仁政”的陈述过于空洞，没有表现出应有的针对性。这种解释因为没有阐述出《寡人之于国也》一文的独特性。读起来如观僵尸，毫无灵性。也经不住质疑：为什么梁惠王懂得了逃五十步和一百步都是逃跑的道理，就不能期望自己的民众越来越多？

针对这个问题，读者可能会凭梁惠王所举的“河内救灾”的例子回答：“那是因为梁惠王做得比别的国王稍好一些，并没有根本的差别。”这在逻辑上就完全错了。如果孟子认为．梁惠王做得比别的国王好，那孟子在以战为喻时，就应该用冲锋作比，而不是以逃跑作比，因为逃跑暗示了一种否定，冲锋才和肯定相衬。原文就该改为：“填然鼓之，挥刀冲锋，或驰五十步，或驰一百步，以百步笑五十步，则何如？”我想这时的答案就不一定是“不可”。做一个以下的类比更清晰：假设有张生语文考了120分，李生考了70分，张生笑李生连母语考试都不能及格时，老师说：“他的70分固然丢了分，你的120分也不是满分，你有什么资格嘲笑他呢？”在我们的生活中，你做得不是最好，没有人可以笑你；如果你做得比别人的更差，就必须忍受讥笑。

从逻辑上讲，梁惠王即使做得不完美，但只要比邻国好，他的民众就应该比邻国多。而且，梁惠王在河内救灾这件事情上确实做得不错。

那么，孟子为什么不承认梁惠王河内救灾的良好表现，还要用“逃跑”来比喻他呢？ 这里，读者的理解易于和梁惠王和孟子的话题发生偏离。我们可以再读一读原文：“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论点），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梁惠王的意思是，自己对国家够尽心的了，但是民众却没有增加。河内救灾只是证明他在在治国上尽心的一个例子。孟子的以逃跑为喻，也只能是说梁惠王在国家治理上有多么不好。

那么，梁惠王的治理到底如何？

关于梁惠王治下的魏国情况，文章中有一句直述的话——“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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饿莩而不发”。我们想一想，猪狗吃的是人粮不能反省，民众饿死在路上也不开仓赈济——这就是梁惠王治下的魏国现实。在这种现实的映照下，孟子能认为这个梁惠王做的到底是比邻国好吗？这么直接的揭示，可惜许多读者都忽略了。

类似的表达还含蓄地隐藏在“不违农时”及“五亩之宅”两段文字中。在这两段文字中，孟子分别告诫梁惠王“做错了什么”和“应该做什么”。我们必须以这样的逻辑来推理一下：当孟子向梁惠王提出“做错了什么”的时候，说明梁惠王正在做；而当孟子要求梁惠王“应该做什么”时，只能证明梁惠王还没有做。

我们先看看梁惠王做了什么：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

这里孟子要求梁惠王“不违农时”“数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时入山林”，说明了什么？恰恰道出梁惠王“常违农时”“数罟常入洿池” “斧斤不以时入山林”。孟子告诫梁惠王，．．．．．正是因为他“常违农时”“数罟常入洿池”“斧斤不以时入山林”才毁掉了百姓“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的丰裕生活。总之，正是梁惠王不顾人民死活的掠夺式的暴政，才导致一旦出现灾荒，百姓就会饿死、冻死。

只有明白了这个道理，才能读懂最后一段文字：“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这一段的核心逻辑是，在梁国，包括“河内凶”时，杀死民众的凶手不是凶岁，而是梁惠王自己。只有从自身去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天下的民众才会倾心。

如何使天下民众倾心？孟子说得也很清楚：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也；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文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也很简单：一是劝桑，一是劝牧，一是劝农，一是劝教。但是，这些该做的事情梁惠王都没有做。

总结孟子对当时统治者的认识，可以做如下表述：养民的措施一点不做，害民的事情做绝！在孟子的论述中，国王们根本没有资格比好，只有资格比坏。梁惠王比邻国强的地方，．．是坏事（害民之事）做得没有邻国多罢了——具体到“河内凶”这件事情上，也只是在陷民众于水火之中后，还知道去挽救而已。

正因为如此，孟子认为在当时统一天下是极容易的事情——统治者，只要不害民就已经是鹤立鸡群了，假若还能够爱民，那更是万民景仰了，还怕不能统一天下吗？

所以，孟子非常有信心地对梁惠王讲了实现王道的两个层次：梁惠王只要不做危害民众的事情，让民众休养生息，民众自己就可以实现“养生丧死无憾”，达成“王道之始”；如果统治者能够努力地劝桑、劝农、劝牧、劝教，王道就可大成——“斯天下之民至焉”。

有人可能要问：既然梁惠王的内政如此糟糕，孟子为什么不直接说明，害得我们读不懂？ 这一问将引导我们去探求《寡人之于国也》的情理层面意义。 这需要对孟子的思维过程进行探究。

孟子好辩，孟子也善辩。我曾经在阅读《孟子见梁襄王》时被深深震撼，面前仿佛是两位大力拳手的PK：

孟子见梁襄王，出，语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 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 吾对曰：“定于一。” 曰：“孰能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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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不嗜杀者能一之。” 曰：“孰能与之？” 曰：“天下无不与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间旱，则苗槁矣。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浡然兴之矣。其如是，孰能御之？今夫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犹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

这篇文字的前半部分，梁襄王和孟子的言语不但针锋相对，而且简短凶悍。读下来仿佛看到两位大力拳手直面相对，迎头痛击，每一拳都是重拳，两人都不躲不闪。文章的后半部分，则仿佛是孟子的一套组合拳，直到把对方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读起来既惊心动魄，又痛快淋漓。 和《孟子见梁襄王》相比，《寡人之于国也》中的孟子简直换了个人——即使看到梁惠王的许多丑行，也不再直接批判，甚至还替他遮遮掩掩。

为什么呢？

道理很简单，孟子周游列国，不是为着吵架过瘾，他有政治目的——推行仁政。正因为如此，当他看到狂妄自大的梁襄王时，他知道这里没有推行仁政的可能，他也就没有必要跟他客气。

而梁惠王恰恰给了孟子幻想。这一点，在《孟子》的许多有关梁惠王的篇章中都有表现。就《寡人之于国也》而言，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两点：一是梁惠王对孟子是求教之态度，二是梁惠王的求教中包含了对民生的关注。

在孟子看来，梁惠王的优点是关注到了民生；惠王的毛病是他看不清自己，没有看到自己的好战、好吃、好玩给民众带来的危害。孟子大约认为，只要梁惠王能够认识到这一点，事情就好办了。你看，他说“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这话是多么乐观啊！

从孟子对惠王和襄王的不同态度上，我们看到，善辩的孟子并非一个直性子，他除了犀利，还有机敏。其重要表现之一是在辩论的策略上采用因人制宜的方法。对于狂妄自大者，他迎头痛击。而对于可教之才，他则循循善诱。

二〇一〇年三月五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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