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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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与文学艺术——女性化写作特点在张爱玲作品中的体现

张爱玲的创作是一种真正的女性化创作，她刻意将自己臵身于以男性文化大师为主导的五四主流华与文学，在三十年代左翼文学模式和紧张的对话关系中，以挑战多于承袭的飘逸姿态进行创作。针对传统的男性文学神话，她以一种表现形式的个人化、女性化的另类紫檀，貌似逃遁地创造性的反抗。下面笔者就题材取向、情节结构、细节描写三个方面，分析一下她是如何以自己的独特艺术感悟能力和破旧立新的创造能力，为女性文学开创了一片新的天地。

一、 世俗化的题材取向

我们知道，在过去漫长的父权社会中，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大多数的女性极少有机会接受教育，开阔视野，增长见识。再加上男女文化人格和兴趣爱好的差异，因而在文学创作方面，男性所擅长的关于文治武功、帝国兴衰、战争和平等宏大叙事题材，女性并不擅长。相反，由于女性在生活经验方面的特点，她们表现出男性所不及的反映世俗家庭生活和爱情题材方面的浓烈兴趣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关于张爱玲的创作选材特点，台湾作家李昂曾做过这样的评价：“在张爱玲以前，多数人一位一定要像丁玲一样写劳动，社会实践，张爱玲开始写家庭琐事、男女关系，竟可以写到和人生如此深刻的契合——原来女人可以创作这样的作品，而且写得同样伟大。她开拓了一个用女性特质，具有丰富意象、词汇，而且是女人眼中所见的世界的倒影。”可以说，她的这一看法，实质上是从女性主义的视角概括了张爱玲独特的世俗化题材的趋向特征。

张爱玲对人的看法是低调悲观的，她几乎怀着宗教般的狂热和悲悯的心情，去刻画他们的琐碎的欲望和瞬时的惊喜或不如意，她认为这才是人类朴素的底子，有着“永恒的意味”。所以，尽管她的故事只有“传奇”色彩，但是最终都会暴露出世俗的内容，尽管她的人物有着“传奇”的经历，但是最终都会归于世俗的平反。那些具有较丰富韧性，讲求实效的世俗算计，能够为了自己的一点利益而奋斗的人，构成了张爱玲小说世界中城市俗人人群。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便是《倾城之恋》中的范柳原和白流苏，“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都不过是个自私的男人与女人”，她他们之间纠缠自始至终都是为了从对方那里获得实际的好处。张爱玲就是这样一遍讲述平凡的故事，以便拆解着传统的神圣、崇高和庄严，以现实世界的平实、朴素、凡俗去消解人们价值领域的飞扬、充实和神圣。其它如《红玫瑰与白玫瑰》、《创世纪》、《年青的时候》、《等》，也都是讲述了一段平凡人的故事，尽管张爱玲生活在乱世，但是在作品中没有战争、鲜血、死亡的影子，也不再有超越形而下的抽象价值和绝对观念的追求，有的只是一些活着的人，为了得到一点切实的利益紧紧地抓住现在。

不仅小说的选材是这样，张爱玲的散文也进一步印证了他对世俗的人、物的偏爱。她的散文题材大多数取自于身边的琐事，她也津津乐道于自己对生活得细致观察和体味。


她从翠蓝与青色的旧睡衣叠放在一起，看出一种森森细细的美感，心里涌出悄悄的喜悦；他由菜市场各种新鲜的蔬菜立项到田园美景；他喜欢看“电车回家”，觉得这是调皮的孩子玩倦了等候洗刷上床休息；他虚心地向开电梯的工人学做那又松软又不塌皮烂骨的红米饭，她兴致勃勃地在巷边小摊逛游，挑买各种零碎小玩意；她认为生手拉二胡的音调有其独特的可爱，哈奇使人想起米兰陈仓的丰盈充足；她沉醉于自己年青成名的喜悦，孜孜会为“牵牵挂挂”、“意意思思”的感觉。

张爱玲创作中的这种世俗化的题材取向，对当时文字无疑是一个重新地发现。“五四”以后一直到四十年代，由于国家和民族同现实的革命和斗争紧密联系起来，文学的社会功能空前扩张，张爱玲以其独特的审美追求，使她避开了男性化的宏大叙事，而着眼于乱世中的个人生活、世俗品质，从琐碎的日常生活中提炼现实的人生。

二、 圆形的机构艺术

张爱玲的创作自觉地疏离传统小说的章法结构，通过人物的镜像结构，平行式线索的安排、首尾勾联的布臵等方式，使小说在整体上呈现圆形的结构特征。经管形成这种结构特征的因素有很多，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作家的性别身份确定是一个重要因素。

早在40年，在一次张爱玲作品的讨论会上，就有人指出其小说的独特的结构布局，尧洛川说“《倾城之恋》和《金锁记》的开头和结尾太好了。前者开头是“胡琴咿哑咿哑拉着，在万盏灯火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结束也是这样，加一句“不问也罢”！《金锁记》的开头是“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结尾也说“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下去了，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有完——完不了”。

从小说的首尾呼应来考察其圆形结构尽管是必要的，但拘泥于此，那还是不够的，必须把小说人物的镜像结构，线索安排等结合起来作整体考察，才能发现只属于女性作家张爱玲的独特。

张爱玲小说的圆形结构至少有三个层次，如《创世纪》中女性的悲剧命运的大圆中，有紫薇、儿媳全少奶奶、孙女滢珠相互映照的三个小圆，每个人物自身前后映照又形成圆中之圆。《连环套》一刊出就遭到男性批评者的严厉批评，说它“主要的弊病是内容的贫乏，已经刊布了四期，还没有中心思想显露，霓喜和两个丈夫的历史仿佛是一串五花八门，西洋镜式的小故事杂凑而成的，没有心理进展，因此也看不见潜在的逻辑。”但是如果从圆形结构的角度看问题，这里所谓的“没有心理的进展”，“看不见潜在的逻辑”正体现了作者所惯用的人物的镜像结构，整体情节回环特征，只不过没有把内容和形势很好地结合起来，才导致了失误。

张爱玲这种颇具女性特色的结构艺术由于暗含了女性人生的某种本质状态，就使她在表现女性人物的悲剧命运方面，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为女性小说创作叙事模式的构建提供了一个典范。


三、 女性化的细节描写

毋庸臵疑，重视细节的描写和真实是所有作家都倾心追求的，然而，张爱玲的细节描写却常常迥然有别于男性作家，处处闪现着一个女性所特有的观照生活、过滤生活的眼光，请看下面的细节描写：

丛林中朝气未发，又湿又热，虫类唧唧地叫着，再加上蛙声鸣鸣，整个的山洼像一只大锅，那月亮便是一束蓝阴阴的火，缓缓地看着它，锅里水沸了，骨嘟骨嘟得响——《沉香屑，第一炉香》

美好的大自然以及天籁之音，在男性笔下一般总是使用的每一个比喻也都是令人神往的，但是张爱玲一反常意，用形而下的东西加以比喻和形容，这就使她的描写在新颖之外又多了一个女性审视周围世界的独特眼光。

她不是笼子里的鸟，笼子里的鸟，开了笼，还会飞出来，她是绣在屏风上的鸟——悒郁的紫色缎子屏风上，织金云朵里的一只白鸟，年深月久了，羽毛暗了、霉了，给虫蛀了，死也死在屏风上。——《茉莉香片》

用“悒郁的紫色缎子屏风上，织金云朵里的一只白鸟”形容封建家庭牢笼里受压抑的女性，这无疑是张爱玲的独创，而她道人之未道的是用一个女性的眼光与经验，用女性中终生被严密束缚的缺乏生命活力，立项到手工刺绣上虽然美丽但却没有生命的绣鸟，这显然是女性人生经验诱发的一种联想，至于紫色的缎子绣出的白鸟，随着“年深月久了，羽毛暗了、霉了，给虫蛀了，死也死在屏风上”，就不是一个男性作家仅从表面观察和间接的经验所能描述的。总之，张爱玲的女性创作主题的成功之处，在于她撕开了生活表层的面纱，把隐匿在宗法、性别秩序内的女性推上了历史舞台，以女性独特的观照方式，切入那个时代女性卑微而不自主的生活以及沉默、匮乏、依附等深层特征。使转型时代爱扭曲、凌辱、压抑和毁灭的女性生活获得了具体的历史面貌，用女性的角度去进行女性化的创作。因为她总是喜欢把文本臵于庞大、复杂的宗法教条、规范和梦思交错重叠的传统宗法体制之内，我们就会发现，其作品中女性人物表现出的种种特征，在解构传统女性神话，颠覆男权社会、抗衡性别权力操控等方面，具有很大的潜在诠释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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