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笑着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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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笑着走了（节选自新书《天意从来高难问---晚年季羡林》尾声）

卞毓方

季羡林的《病榻杂记》收录了一篇随笔，题目叫《笑着走》，这篇稿子写于2006年3月19日，那一年，季羡林九十五岁，文章披露：

走者，离开这个世界之谓也。赵朴初老先生，在他生前曾对我说过一些预言式的话。比如，1986年，朴老和我奉命陪班禅大师乘空军专机赴尼泊尔公干。专机机场在大机场的后面。当我同李玉洁女士走进专机候机大厅时，朴老对他的夫人说：“这两个人是一股气。”后来又听说，朴老说：别人都是哭着走，独独季羡林是笑着走。这一句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认为，他是十分了解我的。

季羡林生平不信命，唯独相信机遇和缘分，但是这里，他对朴老的预言有了直觉的认同。季羡林在随笔的末尾强调：“在这里，我想，我必须讲几句关于朴老的话。‘天下谁人不识君’。朴老是用不着介绍的。我想讲的是朴老的‘特异功能’。很多人都知道，朴老一生吃素，不近女色，他有特异功能，是理所当然的。他是虔诚的佛教徒，一生不妄言。他说我会笑着走，我是深信不疑的。”

让一个崇佛而不敬佛、礼佛而不拜佛的纯然学者，顿悟般产生宁信其真、毋信其虚的执著，半是缘于高人的指点，半是缘于命运的揭示。季羡林晚年老树著花，万紫千红，外部世界的色泽斑斓必然要刺激他敏锐而微醺的感官，唤醒他往昔甜蜜的暗示，提纯并强化他的自信。

“笑着走”之必要，季羡林曾作过逻辑上的推敲，比如，在同一篇随笔中，他说：“江淹的《恨赋》最后两句是：‘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第一句话是说，死是不可避免的。对待不可避免的事情，最聪明的办法是，以不可避视之，然后随遇而安，甚至逆来顺受，使不可避免的危害性降至最低点。如果对生死之类的不可避免性进行挑战，则必然遇大灾难。‘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秦皇、汉武、唐宗等等是典型的例子。既然非走不行，哭又有什么意义呢？反不如笑着走更使自己洒脱满意愉快。这个道理并不深奥，一说就明白的。我想把江淹的文章改一下：既然自古皆有死，何必饮恨而吞声呢？”

人是有感情的动物，光有逻辑不行，还必须感情能够承受。季羡林呢，自从“文革”中自杀而未遂，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他就觉得是捡来一命，从此变得豁达超逸，一步一步扔掉因袭的包袱，直到最后变成“来去无牵挂”的“赤条条一个”。为了拥抱生活，他简化生活。伍迪·艾伦有言：“放弃所有让你想活到一百岁的东西，你就可以活到一百岁。”长寿之道就在不停地“放”和“弃”。这里，我还想起2007年季羡林为漳州林语堂文学馆的题名。季羡林和林语堂，经历和专攻差异很大，有一点却是相通的：都推崇陶渊明。季羡林从八十岁开始，自命为陶渊明的信徒，并且把陶诗“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


独多虑。”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林语堂亦如是，他称陶渊明是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和中国文化上最和谐的产物。季、林二位都推崇和谐，礼拜空灵，并且身体力行。

季羡林的一位老朋友(也是望百高龄)，曾在闲谈中对笔者说：“建国初期，季羡林，李长之，还有我，三个人常常在一起玩，论学问，季羡林并不是最出色，论活动能力，他也不如长之和我，论婚姻，他就更加不理想，夫妻长期两地分居，但他的命好，晚年大红大紫，名动朝野„„”言下，颇流露出几分歆羡。笔者坦言：“性格即命运。季先生的出生、环境、条件、经历，造就了他特殊的生命曲线，他对社会的感悟力、适应力、反弹力，是您这样的富家子弟、风流才子所不能比拟的。”季先生曾对笔者作过自我剖析，他说：“我这一生，谨小慎微，胆小怕事，但在大是大非面前，在关键时刻，又敢于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完全不计个人得失。”笔者认为，“谨小慎微，胆小怕事”加“挺身而出，仗义执言”，正是他内在气质最为准确的概括。

俱往矣！“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历史选择季羡林作为二十、二十一世纪交替之际文化领域的一座丰碑，自有它深邃的背景。同样深邃的背景，我们在齐白石的画室里见过，在巴金的书斋里见过，而另外一些也许是更为出色的文化巨子，如胡适，如陈寅恪，却因生不逢辰而无缘享此殊荣。季羡林是幸运的，他长寿，他的能量装置呈多级火箭推进，当生命的航船行将返归渺渺银河(天堂)之际，又获得了最后一程的大力助推；他活着时，就已清晰地看到自己在历史上的坐标。季羡林晚年虽有落寞、孤独，虽有风波、曲折，那也是人生应有之义。世间万事本无圆满，正如宋代词人辛稼轩所书：“肘后俄生柳，叹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这不如意事，便是上帝设下的路障，你要领略完整的人生，就得学会从跨越中求爆发，求高翔。季羡林最后的生命是光芒万丈的，经一波三折而终于达至和谐，这是天理，是公道，是百折不挠的生命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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