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析唐宋文人笔下的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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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析唐宋文人笔下的江南

唐宋文人笔下的江南

美丽的烟雨江南是千古文人长眠不醒的一个梦，梦中山水清雅婉妙，引得多少人荡舟心许，欣然忘返。轻烟笼罩、粉墙黛瓦、青石古道、小桥流水、波光船影、烟雨长廊、古街深弄??江南早已超越了单纯的地域概念，更多地是成为了中国文人精神归宿的家园，它不像逐鹿的中原弥漫着腥风血雨、充斥着刀光剑影，而是钟灵毓秀、风流蕴藉的温柔之乡，旖旎多情、摇曳生姿，自古以来就盛产才子佳人。这里的山水风物代表了以江南士人为主体的艺术趣味、人格精神和生命理想。正像余秋雨评价西湖一样，“它贮积了太多的朝代，于是变得没有朝代。它汇聚了太多的方位，于是也就失去了方位。它走向抽象，走向虚幻，像一个收罗备至的博览会，盛大到了缥缈。??西湖即便是初游，也有旧梦重温的味道。这简直成了中国文化中的一个常用意象，摩挲中国文化一久，心头都会有这个湖”。江南作为西湖在空间上扩大化的意象更是如此。翻开中国文学史，对江南的吟咏犹如草蛇灰线，伏延千里，一脉相承，从未间断。魏晋时期“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陶渊明寄情山水，江南田园的质朴图景俯拾皆是。吴均描绘的“自富阳至桐庐”的一带风光更是一幅情景兼美、辞章俱佳的山水写意画，传唱千秋。南北朝清丽活泼的民歌唱出了对江南深情的礼赞与由衷的热爱。元嘉的谢灵运开创山水诗之先河，以诗意的如椽巨笔展现了“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的生意盎然的美丽画面。唐代更是大家辈出、流派纷呈、百花争艳，其中我以为白居易的《忆江南》为绝唱。宋代是酒边花下，一往情深，伤春的意绪、相思的惆怅、爱

情的苦闷等无不物化为江南的风景人情，创造出诸如烟柳、画桥、飞絮、残红、绿窗、梧桐等一系列带有浓厚主观色彩的生动意象，江南的山水草木、舞榭歌台都无不成为文人浇心中块垒的最常用的“酒杯”。到了现代，戴望舒的新诗《雨巷》更是江南情结孕育出来的古典文化意象与现代白话语言形式完美结合的典范之作。当代台湾诗人郑愁予的小诗《错误》道出了千古文人与江南的一段前世今生情“我打江南走过，那等在季节里的容颜如莲花的开落。东风不来，三月的柳絮不飞，你的心如小小的寂寞的城。恰若青石的街道向晚，跫音不响，三月的春帷不揭，你的心是小小的窗扉紧掩。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江南就是这样让人流连忘返的梦里水乡，山色湖光步步随，古今难画亦难诗。可是唐宋文人却用诗词勾勒出了至今令人向往的江南图景，它们都各擅胜场、各秉风情，却烙上了各自时代的深刻印记。 一、时势造诗人

唐宋作为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两座高峰，国势却相去甚远。当代学者李元洛在他的《宋词之旅》中《临安行》一篇中这样写道：“我去盛唐时代的长安，犹如瞻望一轮东升的红日，领略大唐的雄风胜概与风流文采；我去南宋时代的临安，好象凭吊一丸沉落的夕阳，翻读那一页页写满战火与血泪、卑鄙与崇高、荒淫苟安与呼号抗争的历史。”翻开唐宋史，的确如此，中国历史上罕有的强势王朝大唐帝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艺术等各方面达到空前鼎盛，开疆拓土，涵纳百川，有容乃大。李泽厚这样评价盛唐气质――无所畏惧、无所


顾忌地引进和收取，无所束缚、无所留恋地创造和革新。这样的社会风气和时代心理造就了一代骄傲自豪的唐朝诗人，充沛着热情洋溢、豪迈奔放、朝气蓬勃的浪漫主义气质。他们或身居庙堂、或远处江湖，在诗歌中浸透着昂扬向上的时代精神与报国热情。王维的“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汉江临眺》），李白的“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渡荆门送别》），杜甫的“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登岳阳楼》）??这些气魄宏伟的写景名句无不体现了盛唐的蓬勃气象与高度自信。到了晚唐，随着国势的衰微，文人的心理也悄然发生变化，奔放刚健逐渐减退，初升旭日俨然已成落日斜晖，多了些哀婉萧飒的感伤情绪，如身为落魄公子、风流文人的杜牧的咏江南诗“六朝文物草连空，天澹云闲今古同。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惆怅无因见范蠡，参差烟树五湖东”。历史的兴亡之感、盛衰之叹使“烟笼寒水夜笼纱”的江南着上一层凄迷哀愁的外衣。风雨飘摇的大唐危局在公元907年过早谢幕，不肯“长使君王带笑看”，终于消散在“多少楼台烟雨中”。公元960年，赵匡胤的陈桥驿“黄袍加身”兵变匆匆拉开了宋朝的序幕，虽然陈寅恪盛赞“中国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但作为一个崇文抑武、强干弱枝的王朝，宋朝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内忧外患的弱势政权。那是一个人才辈出、文采风流的朝代，也是一个官员冗杂、边防不修的朝代；那是一个呼吁改革、力图作为的朝代，也是一个不断妥协、忍辱负重的朝代。“将军白发征夫泪”、“沙头空照征人骨”，胡虏铁骑横扫中原，奔突驰骤，只能对大汉雄风盛唐威仪怅然怀想。北宋建立之初，尚无战

事侵扰，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柳永笔下的江南颇有盛唐余韵的恢宏气象“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南渡之后，“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的民族苦难与社会动乱之下，江南成为醉生梦死的偏安一隅，歌舞升平的堕落场所。“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常言道“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亡国之痛、故国之悲、身世之感交织起来，使当时被迫转徙流离的文人格外伤感。据传北宋末年南阳县令蒋兴祖之女在被金人掳掠北上时曾作《减字木兰花・题雄州驿》：“朝云横渡，辘辘车声如水去。白草黄沙，月照孤村三两家。飞鸿过也，百结愁肠无昼夜。渐近燕山，回首乡关归路难。”北上如此，南渡莫不如此！宋代人既为自己颠沛流离的不幸遭遇而顾影自怜，也为国家民族的战争苦难而深悲痛悼。张元干感叹“凉生岸柳催残暑，耿斜河、疏星淡月，断云微度，万里江山知何处！”姜夔纵然来到“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在扬州”的销魂之地，也悲慨“过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杜郎俊赏，算而今重到须惊”。风景如故的二十四桥却是再无玉人吹箫到天明，而是“波心荡，冷月无声”。 二、风格总关情

陈寅恪先生指出，从中唐到北宋是中国文学的大转型时期。此乃真知灼见。唐宋诗之争在中国文学史上一直是不休的话题，难判的公案。钱钟书在《谈艺录》中指出：“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缪钺在《诗词散论》中也有类似的表述“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

蕴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折透辟。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甚至连外国学者也注意到了唐宋诗风之别，比如日本颇有造诣的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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