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易学“涪陵学派”的形成、特点与深远影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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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易学“涪陵学派”的形成、特点与深远影响(一)

摘要：形成于两宋交替时代而极盛于南宋的易学“涪陵学派”，具有悠久的理学传统、庞大的学术队伍、强烈的爱国感情以及浓厚的地域特色等特点。该学派对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程朱理学”的形成起到了承传的作用，对四川特别是涪陵的文化与教育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涪陵学派；程颐；谯定；易学；程朱理学

Ontheformation,characteristicandfar-reachinginfluencesoftheSchoolofFulingoftheYilearning Abstract:FormingattheturnoftheNorthernandSouthernSongdynastiesandreachingitsprimeintheSouthernSongDynasty,theSchoolofFulingoftheYilearningenjoysanage-oldidealistConfuciantradition,ownsalargecontingentofscholars,ferventpatrioticsentimentsandlocalcharacteristics.ThisschoolexertedasucceedingandspreadingfunctionforCHENGYiandZHUXi'sidealistNeo-ConfucianismformedinthelateChinesefeudalsociety,andhadanextremelyfar-reachinginfluenceuponthecultureandeducationofSichuanprovince,especially,theareaaroundFuling.

Keywords:theschoolofFuling;CHENGYi;QIAODing;Yilearning;CHENGandZHU’sNeo-Confucianism

有宋一代，学说纷争，学派繁兴，他们或推寻宇宙之真理，或探索人生之究竟。在众多学派中，或以代表人物之所在州县命名，如“洛学”、“蜀学“、“关学”、“婺学”、“闽学”等，或以学派创始人姓氏命名，如“吕学”、“朱学”、“陆学”等。而涪州（今重庆市涪陵区）人谯定首创的学术派别，时人称“谯学”或“涪学”（即“涪陵学派”），今人称为“洛学的涪陵学派〔１〕或“涪陵学派”。笔者试图在文中探讨易学“涪陵学派”的形成、特点与深远影响，以就正于方家。

一、“涪陵学派”的形成

“宋代作为中国历史上中古近古的转换期，其承前启后的地位与顾往盼来的姿态，又显示出深泓的涵量与迷人的魅力。论学术，向以汉宋并称；论文学，则唐宋并举；论学术，又宋元同列；科学技术的发展，宋代更是超前蔽后。可以说，宋代是中国封建文化繁荣发达面积最广、程度最高的时代。”〔２〕（第1页）之所以能凸现这样一时代，必然与学术的空前繁荣、学派的林林总总关系密切。“涪陵学派”形成于两宋交替时代，极盛于南宋。其形成当有其特殊的背景及原因。

政治之影响，是“涪陵学派”得以发生之外缘。赵匡胤建立北宋政权之后，奖励儒学，曾对其侍臣曰：“朕欲尽令武臣读书，知为治之道。”由是臣庶始贵文学。〔３〕（第7页）太宗年间（976—997），令史官撰《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等巨著（集）以及求天下古籍等举措，使无数士人认识到学术之重要。仁宗庆历四年（1044），又诏令天下州县立学。“由是学校之设遍天下”（《文献通考·学校考七》）。学校之兴，书院林立，促进了学术思想的发展。在科举考试方面，真宗时“提倡尊孔崇儒，并规定科举考试要考儒学经典，由是儒术得以复兴。”〔４〕（第211页）至仁宗时，宋郊等人又上奏曰：“先策论，则文词者留心于治乱矣；简程式，则宏博者得以驰骋矣；问大义，则执经者不专于记诵矣。”（《宋史·选举志》）由此，一代学术，迅猛勃兴。此乃“涪陵学派”形成的政治背景。 程颐贬涪州，是“涪陵学派”形成之导因。据《宋史·道学传》程颐本传载：“绍圣中，削籍窜涪州。”〔５〕（第1442页）绍圣四年（1097）二月，诏追毁其出身以来文字，放归田里。同年十一月，程颐被遣送四川涪州编管，由地方官管制，遂失去了居住的自由。《同治重修涪州志》载：“渡江老殳，涪陵人。伊川先生谪涪，渡江，中流，舟濒覆，人皆哭，伊川独正襟危坐如常。及岸，老殳问曰：‘当船危时，君正坐，色甚壮，何也？’伊川曰：‘心存诚敬耳。’老殳曰：‘心存诚敬，固善，然不若无心。’伊川欲与之言，而老殳径去。”〔６〕（第572页）程颐到涪州，对自己的心态稍作调适后，于次年（1098）便在被管制的艰苦环境中，在北岩普净禅院辟堂讲学，潜心“点易”，并于元符二年（1099）正月，撰成《周易程氏传》，


作有《易序》。可以说，程颐是“易从伊洛入涪来”（李廷龙《登北岩》）的关键人物，也是“涪陵学派”形成的启蒙人物。涪陵学者谯定就是在其学术威名影响下，决定从程颐学《易》经，并深得伊川洛学之精髓，后自成“涪学”或“谯学”。故“涪人祠颐于北岩”〔５〕（第1442页）。所以，今人有言：“宦海折戟，偏安涪陵，这是程颐的不幸，却是涪陵的大幸。”〔７〕 涪陵学者谯定从颐学《易》并首创门派，是“涪陵学派”形成之关键。据《宋史·隐逸传》本传载：“谯定，字天授，涪陵人，少喜学佛，析其理归于儒，后学《易》于郭曩氏（北宋南平人，今重庆綦江人——笔者注）。……定一日至汴，闻伊川程颐讲道于洛，洁衣往见，弃其学而学焉。”谯定学成之后，“浩然而归”。“其后颐贬涪……北山有岩，师友游泳（咏）其中。”〔５〕（第1524页）据《涪陵县续修涪州志》卷十九“艺文志”载，谯定曾“从伊川先生于汴。伊川贬涪，欲与同修易书。”〔８〕从以上引文可见，谯定两度从伊川。今人马培汶先生说：“程颐对易学的许多精妙理解，都被谯定学习、继承和借鉴，谯定从而成为‘洛学’入蜀的关键传人。”〔９〕而洛学入蜀的“重要场所是涪陵北岩的普净院”（即后来的北岩书院）。 “涪陵学派”既是一个学派，学术成员就并非三五人。笔者以为：从谯定上承程颐，下启朱熹、张栻、吕祖谦等的发展进程看，“涪陵学派”应由三部分人构成：一是土著涪陵人，主要有“涪陵学派”的创始人谯定以及“贤而有守之士”〔８〕（《人物志》）崔彦直及谯定的三传弟子渊（南宋后期曾执掌涪州北岩书院达20余年），他们是该学派之领袖；二是谯氏门人，据《宋史》本传载：“定易学得之程颐，授之胡宪、刘勉之，而冯时行、张行成则得定之余意者也。”〔５〕（第1524页）除这几个关门弟子外，朱熹、陆游等为谯定的再传弟子（见下图）。他们是“涪陵学派”之中坚和骨干；三是流寓涪州之理学家，如罗从彦、尹焞、朱熹等，他们有的是谯定的同门师兄（弟），有的是谯定的再传弟子，他们在涪陵或探讨理学、研习《易》经，或定居北岩，聚徒讲学。尹焞、朱熹在涪州皆有题壁诗。尹焞《偶感贴壁》诗云：“少蒙师教指迷津，老读义经味入神。无限青山随意好，强来骑马踏红尘。”朱熹《北岩题壁》诗云：“渺然方寸神明舍，天下经纶具此中。每向狂澜观不足，正如有本出无穷。”〔８〕(《艺文志》)他们是“涪陵学派”的重要成员，对学派的形成起推动作用。笔者现根据《宋元学案》理出“涪陵学派”之学统渊源及学术传承关系图： (从略)

二“涪陵学派”的特点

据《宋史》谯定本传载：程颐回洛阳后，一日，“袁滋入洛问易于颐，颐曰：‘易学在蜀耳！盍往求之？’”〔５〕（第1524页）就连程颐都不得不承认“易学在蜀”的事实。这究竟是因为谯定“得闻精义，造诣愈至”〔5〕（第1524页）之因，抑或是“涪陵学派”已然具备自身特点呢？笔者以为，这是因为以谯定为首的“涪陵学派”已具雏形，并独具特色。综观南宋之“涪陵学派”，其特点如下： （一）悠久的理学传统。宋代的理学以程颐和朱熹为代表人物，南宋至今，人称“程朱理学”。在程颐（1033—1107）与朱熹（1130—1200）相间的百年岁月中，涪陵本土学者谯定（生卒年不详，只知“年百三十岁不知所终”）却在中间起一个过渡与承传作用。谯氏上宗程颐理学，下授刘勉之、胡宪，再由刘、胡二人将理学授与朱熹。谯定及涪陵学派之功绩不仅在于“洛学”入蜀，更在于让“涪学”出蜀，由西南至江南，尔后至全国。并在南宋后期至前清的六七百年中被历代统治者奉为儒学正统。故八百年前（1208）的涪州牧范仲武在程颐塑像两侧撰写对联云：“洛水溯渊源诚意正心一代师宗推北宋；涪江流薮泽承先启后千秋俎豆焕西川。”〔10〕（第1407页）毫无疑问，对联已阐明其传承关系。谯氏的理学思想就是通过其弟子及再传、三传弟子们扩展开去，“使程颐、谯定在涪陵开创的理学研究得以发扬光大”〔9〕。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谯定弟子刘勉之的学术思想对其女婿朱熹有重大影响，《宋史·刘勉之传》有言：“熹之得道，自勉之始。”

（二）庞大的学术队伍。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中言：“后以《易》学授刘白水勉之、胡籍


溪宪，而冯时行、张行成则得先生之余意者也。”〔11〕（第1079页）谯氏“门人和再传弟子有二百人以上”〔12〕。“谯氏三传”弟子则更多，仅朱熹、吕祖谦、张栻三人的弟子就达数百人之众。可见，谯定的二传、三传弟子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学术队伍，特别是朱熹及其学生更是一个有势力的学派。仅举一例可证：“在庆元年间，其（朱熹）政敌就已担心在朱熹死后四方来会葬的将达千人，议论时政，褒贬人物，可能掀起一场政治运动，故请政府下令禁止。”〔13〕（第424页）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宋元学案》100个学案中，谯氏门人及再传、三传弟子涉及的学案多达35个，占三分之一强。故王梓材说，谯定“先生固程门一大宗也”〔11〕（第1079页）。从“蜀人敬礼，不敢名，称之曰‘谯夫子’”中可见谯定在南宋学术界的地位与影响。

（三）强烈的爱国感情。谯定在政治上一直是主战抗金，反对朝廷一味妥协退让。他还告诫其弟子应以国家民族大义为重。在他的教诲下，谯氏门人多为主张抗金之名将，其中，尤以冯时行、张浚为最。绍兴八年（1138），当秦桧主张与金人议和时，冯时行出于爱国忠心，直言上奏皇上：“金人议和，何足深信？”后虽被宋高宗斥为“杯羹之语，朕不忍闻！”并因此逐出京师“知万州”（今重庆市万州区），但冯氏忠义报国之情时人称羡！冯时行的人生宗旨为：“上无负于明天子，下无负于贤方伯，幽无负于鬼神，明无负于庶民。”〔14〕（第45页）谯氏另一弟子张浚，在宋高宗、孝宗两朝供职，官至丞相，也是南宋著名的爱国名将。他曾面对金人的虎视眈眈，上奏朝廷：“当今事势，譬如养成大疽于头目心腹之间，不决不止。”他因此触怒秦桧，被贬至永州。“先生去国几二十载，天下士无贤不肖，莫不倾心慕之。”〔11〕（第1417页）难怪宋高宗视他为“一飞冲天”的“羽翼”，宋孝宗把他当作“不容摇夺”的“长城”。史家评论张浚曰：“儒者之于国家，能养其正直之气，则足以正君心，一众志，攘凶逆，处忧患，盖无往而不自得焉。若张浚者，可谓善养其气者矣！”谯氏的再传弟子陆游更是一位“本意灭虏收河山”（陆游诗句）的爱国诗人和政治活动家，一生之中曾因力主抗战屡被罢官，直至晚年罢官回山阴故土之后，报国之情始终不渝。临终前还写下了那首千古绝句《示儿》诗。仅此数例可见，“涪陵学派”具备爱国家爱民族的宝贵传统，在国家、民族危难时，或“职所当为者，悉明目张胆言之”〔15〕（《艺文志》，第640页），或挺身而出，为国捐躯。 （四）浓厚的地域特色。涪州人素有“人多憨勇……其人性质直”〔16〕（第83—84页）之特征。“涪陵学派”之成员大多如此。《宋史》本传载：谯定面对“崇政殿说书”之职，能“以论不合”之故而辞去；面对他人与其衣食能“不受”，能“委金而去”、“袖而归之”，其“自立之操”何等高洁！〔5〕（第1524页）谯定“为人高风亮节，公正廉洁”，故蜀人称为谯夫子。涪州另一理学家崔彦直也是“贤而有守之士”（《直斋书录》中黄山谷语）。谯氏门人冯时行出知万州（今重庆市万州区）时，倍受百姓爱戴，称他为勤政爱民的“三巴贤守”。谯氏另一门人胡宪，平生淡泊功名利禄，好隐于山林，胡安国“称其有隐君子之操”。〔5〕（第1524页）可见，谯氏本人及其众多弟子都能“恪守儒家贫贱不移的立身情操”。谯定重视培养地方学者，在谯氏门人中，有三个为蜀中人，其中冯时行是恭州乐碛（今重庆市璧山）人，张浚为汉州绵竹（今四川绵竹县）人，张行成为临邛（今四川邛崃县）人。在其再传弟子中，张栻、魏了翁等也是蜀中人。“到南宋初，蜀中理学逐渐发达，形成风气，日益成为蜀中学术的主流”，并“涌现出不少理学大师，撰写大量理学著作……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相当地位。”〔17〕（第323页）这无疑与谯定重视培育地方学者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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