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时期艺术与社会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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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时期艺术与社会的互动 读《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与社会》

剑桥大学埃马纽尔学院（Emmanuel College）的文化史教授和终身研究员彼得・伯克（Peter Burke，1937～）是我国学术界较熟悉的一位西方史学家，《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与社会》为其早期的著作。当我捧读伯克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与社会》，很容易联想到文化史大师布克哈特的名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不过，本书侧重讨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与社会，而这恰恰是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所缺失的。伯克探讨了15、16世纪意大利存在的社会和政治结构，在介绍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等人精美绝伦的作品的同时，重在关注这些“文化精英”出现的社会背景、招募方式和生存手段，力图回答为什么艺术会在意大利的一些城市出现？为什么这几个世纪的艺术会表现为某些特定形式？为了回答上述问题，伯克同时使用了微观社会学与宏观社会学方法。

本书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是问题、艺术及其环境、更广阔的社会。共有十一章。主要目录：

第一部分 问题

第一章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艺术 第二章 史学家发现社会史和文化史 第二部分 艺术及其环境 第三章 艺术家与作家 第四章 赞助人和顾客 第五章 艺术品的功用 第六章 趣味 第七章 图像学

第三部分 更广阔的社会

第八章 世界观：一些主导特征 第九章 社会构架

第十章 文化与社会变迁 第十一章 一些比较和结论

先是讲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艺术与史学家发现社会史和文化史；然后对一些艺术家及作品做一些介绍和阐述；最后谈论社会构架，并且做一些比较和结论。

虽然早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问世前，布克哈特就出版了《意大利艺术品指南》，此后又出版《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最近，根据其遗稿整理成书的《以题材为主的意大利绘画史》也问世了。但不知何故，布氏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并没有对意大利艺术进行任何认真的讨论。从这个意义上说，伯克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与社会》不啻为一个很好的补充。诚如伯克本人所说，《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与社会》主要研究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艺术与社会的互动，按照伯克梳理的西方文化史谱系，这本书属于西方文化史学的第二个阶段，即“艺术社会史”（social history of art）。从西方艺术史的发展谱系来看，这本书则代表了一种崭新的艺术史研究路径。

“艺术社会史”打破了风格学和形式分析一统艺术史天下的局面，也为以鉴赏学和艺术批评为主的沉闷的英美艺术学界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更重要的


是，艺术社会史还代表了西方文化史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艺术社会史最先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的中欧学术界，这与当时德语学术界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有密切关系。从19世纪末开始，艺术史研究也由于社会学的冲击而发生重要变化。许多学者开始将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等学者的重要理论用于艺术研究。大致来说，这一时期的艺术社会史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类采用德国的实证社会学方法，力图通过艺术所赖以产生的广阔社会背景来理解艺术的本质及其发展、演变；另一类主要采用马克思主义方法，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阶级斗争等角度来解释艺术的发展及其风格的演变。

“艺术社会史”打破了风格学和形式分析一统艺术史天下的局面，也为以鉴赏学和艺术批评为主的沉闷的英美艺术学界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更重要的是，艺术社会史还代表了西方文化史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彼得・伯克认为“宏观社会学方法”，强调普遍性、共性，而忽视艺术发展的多样性、复杂性。而他主要是运用微观社会学的分析，觉得会更具特色。为了弄清楚艺术的“切近环境”，伯克特别详细地研究了600多位最知名的画家、雕塑家、建筑师、人文主义者、作曲家和科学家。

伯克认为出生地不仅影响他（她）进入这个创造性群体（艺术家）的几率，也影响其进入的行业。而能否成为一名成功的艺术家或作家，还与他出生社区的规模有关。根据作者的统计，在意大利，人口达到或超过1万的城镇居民占总人口的13％，而精英中有60％就来自于这些人。但罗马在这方面的贡献却是个特例。因为在伯克选出的艺术家和作家中，只有四位出生在罗马。从人口来看，罗马是意大利第八大城市，但这很难成为理由，因为比罗马小的费拉拉也产生了十五位精英，甚至更小的乌尔比诺都产生了七位精英。针对这一现象，彼得•伯克指出在文艺复兴时期，罗马的重要性主要是作为文化赞助中心，它吸引着意大利其他地区的创造性天才。他更进一步发现，雕塑家和建筑师通常来自富产适于雕刻和建筑石材的地区，甚至很多人的故乡严格说来已属意大利境外了。同时，一些最杰出的意大利“境内”艺术家和作家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外国人”，即他们的大部分工作都不是在其出生地完成的。在伯克看来，这些相对于最后选择工作定居城市的外来者，他们可能较少受当地文化传统的束缚，因而更易于创新。

通常来说，社会力量未必能创造伟大的艺术家，但要说各种社会障碍会阻挠他们却是合情合理的。据伯克推断，艺术和文学只能在杰出的男性和女性最少受阻碍的地方和时期繁荣发展。首先，一个天赋出众但出身良好的孩子可能因为父母认为这些体力或“机械性”职业有辱身份而无法成为画家或雕塑家。而在社会天平的另一端，农民家庭的男孩要成为艺术家或作家也很难，因为即便他们确实知道存在这些行业，也很难获得必要的训练。与贵族和农民的儿子不同，手艺人之子并没有遇到这么大的阻碍和挫折。他们中许多人可能从童年起就通过观看父亲工作而习惯于灵活地思考问题。由此得出的结论必定是：在这一时期，视觉艺术要繁荣就必须有一个手艺人的集中地，即一个城市环境。在15、16世纪，欧洲城市化最高的地区就是意大利和尼德兰，而大多数重要艺术家也确实来自这两个地区。因此，伯克认为艺术家成长的最理想环境是像佛罗伦萨这样以手工业为主的城市。

在文学、人文主义和科学领域则是贵族和职业人士家庭出身的人占主导。因为大学教育比学徒训练昂贵的多，手艺人的儿子要成为作家、人文主义者或科学家，就像农民的儿子要成为艺术家一样难。也就是说，从社会角度来看，创造性


精英群体不是一个而是两个：即主要从手艺人中招募的视觉艺术群体和主要从社会上层招收的文学群体。

伯克利用这种细致入微的数据和事例详细说明了上述因素对艺术家成长与发展的重要性，无疑是一把解开文艺复兴艺术成就之谜的钥匙。但是伯克在这一微观社会史中的论述也有其局限性，即容易导致环境决定论和家庭出身决定论。

总而言之，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微观”艺术社会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与早先的“宏观”马克思主义艺术史相比，这一时期的学者更注重对艺术切近“社会情境”的具体分析，而不是武断地将艺术与诸种社会因素一一对应起来。不仅如此，他们也通过对大量史料的描述，使读者对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和艺术实践有了更充分和更准确的认识。正如伯克指出的，从更广阔的层面上看，微观社会学方法与宏观社会学方法是互为补充，而不是互相冲突的。两种方法各有利弊。宏观社会学方法倾向于“宏大理论”，解释太多，事实太少，且理论框架过于僵硬；微观社会学方法则倾向于经验至上主义，即注重描述而不是分析，事实太多，解释太少。将两种方法富有成效地结合在一起，扬长避短，对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艺术与社会进行全面考察和研究，则正是伯克撰写《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与社会》的主要目标。

拜读伯克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与社会》，我真的学到了很多很多，这本书解决了之前单纯的介绍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而是将文化艺术与社会相结合来进一步研究和探索，能得到更充分和更准确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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