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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五四运动对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形象的影响
作者：崔哲 宫芳
来源：《青年文学家》2019年第20期
摘; 要：莎菲女士、林道静、周繁漪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具有较强现实意义的现代女性代表人物，她们都不同程度地反映出五四文学中，“新女性”自我意识确立之后所表现出来的不同以往的形象。本文将通过对传统男权主义的反抗、女性婚恋观的转变以及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等具体表现来揭示五四运动对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形象的影响。 关键词：新时期;知识女性;思想解放。
作者简介：崔哲（1997.10-），男，浙江丽水人，宁波财经学院秘书学专业在读本科生;宫芳（1981.2-），女，安徽淮南人，宁波财经学院讲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20-0-02
五四及之后的文学界，以男性为主题的中国传统文学格局受到冲击，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文化专制主义局面被打破。知识分子们开始创作大量文学作品引导人们学习西方现代化思想和女性独立自主意识，鼓励女性勇敢走出家庭禁锢，不再依附于男性生活。丁玲创作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杨沫创作的《青春之歌》和曹禺创作的话剧《雷雨》等便是当时众多文学作品中的优秀代表。
在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探寻世界，反思自我的二十世纪初期，在西方先进资产阶级思想和国内大力倡导“民主科学”的大背景下，在以抵制 “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文化专制主义浪潮的影响下，“女性”作为中国新兴词汇，和“民主”、“科学”和“个人主义”等大量西方词语一起进入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个重要中心词之一。女性作为一种力量进入中国并开始对中国产生重大的积极影响，是历史的选择，是时代的选择。“五四”新文化运动前，中国人已经经历了长达数千年“男尊女卑”的社会生活，女性的人生也一直被局限在闺房、阁楼、庭院等私人空间里，甚至在三纲五常的社会大背景下，一直处于被边缘化的尴尬社会地位。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的社会性别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机制，随着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而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在男权制社会不论在哪种意识形态之下，女性都不是以历史存在的真实形态而出现在文学叙述中，她们都是男性根据自己的体验、理解、需求创造出来的镜像，女性真实的生命体验与欲求被忽视和歪曲。[1]因此，在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起点的中国封建思想现代化改造过程中，中国的新时代女性发展理念也被社会上的大多数“新知识分子”（尤其是新兴知识女性）所认可，女性思想解放与女性新形象塑造成为时代的主要诉求之一。本文将结合莎菲女士、林道静及周繁漪等女性人物形象来阐释五四运动对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形象女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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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传统男权主义的反抗
无论是林道静还是周繁漪，都是作为现代知识女性以有声的话语来解构男权中心话语，确立自己的话语，获得发言权的代表。由此看出，女性在现代化思想启蒙的影响下，颠倒了男权话语的中心地位，从被压抑的无声中获得了解放，迈开了“男女平等”这一社会意识变革的第一步。
《青春之歌》中林道静在出场时是通过乐器来表达自己内心想法的女学生形象，但后来从林道静第一次用强有力的话语为自己发声开始，她的整个人物形象也逐渐饱满。无论是语言抗争余敬唐、通过语言进行孩子们的爱国思想教育，还是后来反驳余永泽、加入街头游行、小组会议公开发言、领导学生运动都展示出一个现代知识女性如何一步步打破男性话语中心地位，争取到自身的话语权，一改往日文学作品中女性沉默寡言的形象。女性话语权的构建也使得林道静有了投身革命的勇气，从而获得从未有过的欢快。与林道静同样为自己发声的还有《雷雨》中的周繁漪，可她和林道静却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在不甘成为周公馆“漂亮的花瓶”强烈诉求下，周繁漪用更为偏激的式话语反抗强大的男权话语力量，她突破封建的道德倫理观念，想尽一切办法揭露自己丈夫的真面目，疯狂痴迷自己的继子周萍，努力冲破牢笼，出走周公馆。周繁漪这样大胆的具有反抗和报复意味的行为和话语，让她在男性占主导话语权的封闭的周公馆里产生一种病态的快感，也使得她在这部中国话剧史上里程碑式的剧本里留下来浓墨重彩的一笔。
二、女性婚恋观的转变
作为主体，女性不是消极地适应社会，不断牺牲妥协，而是积极维护其作为公民追求爱的权利，她们作为女性的爱欲需求应当得到男性和社会的承认和满足，哪怕成为扑火的飞蛾。 才女萧红曾经说过“作为女性而言，其自身天空是低的。”，当时知识女性的性格、思想和情感深深扎根于特定时代历史生活的土壤，所以她们的爱情和莎菲和周繁漪和莎菲追求灵与肉高度结合的理想爱情梦一样，幸福成梦幻泡影。最后，莎菲坐火车去南方，成为一种女性在爱欲里解脱的方式，也透露出现代化知识女性强烈抨击传统禁欲主义的思想。而曹禺在《雷雨》的序中这样评价蘩漪，“蘩漪是个最动人怜悯的女人，她不悔改，她如一匹执勤的马，毫不犹豫地踏着艰难的走道，她抓住周萍不放手，想重新拾起一堆破碎的梦而救出自己，因这条路也引向了死亡”。[2]孤注一掷的爱是脆弱和危险的，尤其在爱而不得的情况下，会成为女性手脚的枷锁，是女性加速走向极端。 三、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
女性自我意识的崛起和与之相对应的人类社会发展情况密不可分，更高一级的要求就是女性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环境等方面地位的取得。女性的解放要首先自己解放自己，然后才能得到男性的承认，获得社会的认可。把自己从边缘推向中心，获得一席之地，从被淡出的历史浮现出来。[3]即女性要想办法获得社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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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菲实际上描写了一个卑微，痛苦，没有自主性的女性形象，这也是当时的女性形象的真实写照，但莎菲虽然生活在痛苦和无边无际的挣扎之中，却有意塑造女性不断自我分析的形象，包括后来莎菲放弃 “丰仪美形和卑劣灵魂”共存的凌吉士这一事件，都是莎菲对于自我地位的理性分析后的“自我胜利”，这也符合当时社会对女性的期望。杨沫的《青春之歌》则改变了人们对女性的传统思维，将女性的独立自主毫无保留地给社会看。林道静从刚开始将自我定位需依附男性生活到自觉走上革命道路，其中不是没有挣扎和矛盾，但难得的是人物在经过思想斗争之后还是选择抛弃安逸的生活，走上革命之路，这显示的是女性已经不再是逆来顺受的代表了，她们有自我追求地位的强烈且自觉的愿景，哪怕是牺牲。这些都说明了，当时的女性已经开始走上自主的道路，思想被冲击，已不再受到禁锢，也有敢于争取新生活的勇气。 结语：
当一个长久稳定的社会机制开始发生变革时，旧的社会意识形式也势必会被解构从而建立起新的被认可和接受的社会意识形态。五四时期，伴随着现代文明的进步，当时的知识女性充分意识到了自我存在、自我价值，以足够的自信和勇气向旧有的话语秩序发起挑战之后，逐步实现并消解男性霸权话语，设法提高自身的地位，勇敢把握追求爱情的权利，颠覆男性中心的概念，从而促成女性开始摆脱不平等的境遇。直至今天的中国，社会依然深受五四运动中关于女性先进思想的影响，关注女性自我也似乎理所应当地成为社会热点问题。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不论过去多长时间，五四运动后催生的中国女性文学新形象都可为不同时代的中国女性所借鉴。 注释：
[1]刘传霞. 被建构的女性[D].山东师范大学，2006.
[2]刘筱蓬.蘩漪：挣扎在尊严与情爱间——谈《雷雨》中的蘩漪[J].中学语文教学参考，2017（28）：38-39.
[3]向云富，田祥斌.林道静的颠覆之路——从女权主义视角对《青春之歌》的解读[J].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8（04）：57-58.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xz.cn/21efb0f4f41fb7360b4c2e3f5727a5e9856a277b.html
2023-04-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