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杀童案”看新闻与社会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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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杀童案”看新闻与社会的互动关系

自2010年3月23日福建南平发生杀童惨案以来，不足两个月间，在广东雷州、江苏泰兴、陕西南郑等地相继发生多起杀童惨案。3月23日，福建南平男子校门口杀害8名小学生。4月28日，广东雷州男子校园内砍伤师生16人。4月29日，江苏泰兴中心幼儿园持刀行凶事件5儿童伤势较重。4月30日，山东潍坊一男子闯入校园打伤5名学生后自焚。5月12日，陕西南郑幼儿园发生凶杀案已有9名师生死亡。惨案频率之高，凶犯手段之冷酷，可谓亘古未有。

众所周知，借助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我们所生活在的这个世界每天都会出现大量的信息，信息的增长速度绝对是一件近乎恐怖的事情——我们称之为“信息爆炸”。信息爆炸表现在五个方面：新闻信息飞速增加；娱乐信息急剧攀升；广告信息铺天盖地；科技信息飞速递增；个人接受严重“超载”。

信息爆炸就是对信息近几年来快速发展的一种描述，形容其发展的速度如爆炸一般席卷整个地球。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使得信息的采集、传播的速度和规模达到空前的水平，实现了全球的信息共享与交互，它已经成为信息社会必不可少的基础设施。

纵观截止目前发生的五起校园悲剧，除第一起外，其它的模仿痕迹十分明显。这与新闻的开放和新闻报道的详尽密不可分。在用谷歌的搜索当中南平案获得的结果条数为57.9万、雷州案12.6万、泰兴案60.6万、潍坊案96.3万，而南郑案刚发生第三天搜索结果数已激增到了234万。信息爆炸的时代，在很短的时间内，杀童惨案已被许多人获知，震惊了国人。 一件件“杀童案”的接连发生，一条条幼小的生灵惨遭杀戮，再看看搜索引擎的搜索结果数，有学者认为“是媒体报道导致了犯罪。”———只要对杀童案件进行了报道，媒体就存在了“犯罪”的可能。潜在的凶手在媒体报道中得到了启发或刺激。从时间先后的顺序上，这一系列事件发展的过程似乎可以这样描述：校园袭击事件发生，媒体报道，领导重视，但是随着传媒报道，有反社会者被之前的轰动效应吸引，铤而走险。换言之，似乎开放环境中的新闻自由，伤害了新闻本欲保护的社会。这背后的着眼点，是媒介的社会责任，而后续的发展仿佛更加坐实了传媒的“罪过”。

但是，4月29日是制造福建南平实验小学学生8死5重伤的凶手郑民生被执行枪决次日，以及潍坊伤童自焚事件前一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说，今年“世界新闻自由日”的主题是“信息自由：知情权”，人们有权利知道和他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信息，政府有义务提供这样的信息，这种透明度对善政至关重要。《哈钦斯报告》中的思想也认为：不能提供凶案报道的新闻界，自不可能是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

由于互联网的存在，已不可能有多少被隐瞒的新闻。事实上，这个时代的危险之一是很多虚假信息的广泛传播。因此，连环凶案发生后，公众有两种选择：得到不完全的信息；得到完全的信息。对灾难事件的新闻传播，传播社会学早得出结论：恐慌起于封锁，流言止于公开。这亦是传播法所重点诉求的“知情权”的核心。

面对巨大的舆论压力，那些新闻机构的指导者不时地受到社会谴责和上级的压力。这种情况如果继续下去的话，新闻机构将不可避免地受到管理或控制。”

新闻机构受到管理或控制的后果就是媒体对社会风险的不充分报道。不充分报道是一种基本的传媒伦理问题。因为这样的行为实际上造成了资讯受阻，公民无法对他生存其中的社会之风险有充分评估，更谈不上下一步的规避风险，也谈不上对社会管理者形成某种持续的改善管理的“压力”。同时，信息表达不充分也让社会管理者对于社会的理解判断产生扭曲变形，使其管理产生种种问题，难以实现社会的真正的长治久安。


媒体详尽报道杀童惨案固然要遵循新闻的价值规律，但从内容到形式，都要符合社会的核心利益。新闻报道的“社会需要”并非仅仅为“社会阅读的需要”，而更侧重于“社会利益的需要”，因为新闻传播的唯一旨趣，只在于社会公众的福祉；社会利益的需要是新闻业的起点，也是它唯一的终点。

在连续发生的杀童案中，公众担心 “犯罪模仿”，认为连续发生的杀童惨案与媒体传播报道有关。新闻报道对凶犯身世的大篇幅“揭密”，无意中给大众造成了误导，仿佛身世的不幸与反社会行为，有着某种值得同情的因果关系。媒体应该明确告诉大众和潜在的凶犯，制造恐怖行为是违背人道和天道的。这些新闻报道与犯罪嫌疑人效仿有关。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们就无法回避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报道能促成模仿，那么即使能自由报道，也必须要足够的有节制，我们必须要在“报道”和“杜绝模仿”中求得平衡，才能符合社会的最高利益。

而这一理念，事实上正吻合我们的新闻专业主义信条：“要认识到采集和报道信息有可能会引起伤害和不适，报道新闻并不意味着你就可以傲慢自大”。这种傲慢自大或许来自许多我们不经意的新闻行为：例如以客观报道之名、渲染犯罪现场，以讲述背景故事自诩、弱化对罪行的谴责等。

从深度报道理论视角来看，新闻不仅仅是事实，它还包括意见和趋势。在如此深重的惨案面前，我们不是不需要报道，而是需要富有责任感的、科学审慎的、有言说的报道。在血案后的网络讨论中，媒体人郑杰在微博上有言：“惨案发生，说明中国社会在信仰树立、心理疏导、道德建设、社会保障、民间互助等方面存在缺陷”。 适当屏蔽这类血案的新闻报道是可取的，是必要的。

5月12日上午八点左右发生的血案，除了新华社、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有限的国家权威媒体播报消息外，一切容易引发更大动静的网络媒体等都被暂时“屏蔽”，这样，既使民众的知情权不致一刀切屏蔽掉，也使消息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以免被过度渲染而使更多毫无素质的“恶人”效颦式地采取这一极端血腥做法，让更多无辜孩童血染黄泉。

当代社会，是进步了，但是，有时，我们却过份高估了国内“民众群体”的整体素质，包括高估了“跟风式”的不良民风，所以致使有时为将新闻做透而过度渲染、大肆刊登或评论，却忽略了一点，宣扬的道理给整体素质低下的那部分民众无异于对牛弹琴，但多次报道的这种罪恶行径，却由于所选择戕害对象的弱小屡屡得逞，而“最大刺激和启发”了心怀叵测、对社会或某种不平现象得不到纾解的那部分群体脆弱的神经，加上他们自身素质的极端不高，从而更促成了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采取这一“杀童”方式来泄愤、来引起社会关注。

从这个意义上出发，适当屏蔽这类新闻事件，应该获得理解。当然，这只是权宜之计，而非长远之策，更不能因此被某些地方的官方过份利用，发展成屏蔽一切突发事件的“封锁借口”，矫枉不宜过正，这个分寸是要拿捏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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