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目录学看古代文体分类意识的演进—— — 从《汉志》 “诗赋略”与《隋志》 “集部”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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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目录学看古代文体分类意识的演进—— — 从《汉志》 “诗赋略”与《隋志》 “集部”谈起

作者：刘文江

来源：《名作欣赏·评论版》 2017年第9期



摘要：《汉书·艺文志》是我国史志目录的开山之作，自问世以来便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隋书·经籍志》是继《汉书·艺文志》之后的第二部具有承前启后作用的史志目录。就其中对于文学的分类看，这种分类意识代表了时人对于文体的一种认识。对比《汉志》“诗赋略”与《隋志》的“集部”我们不难发现，“诗赋略”对于文体只粗糙分为赋和歌诗两类，而《隋志》的“集部”却更加明晰自觉地将文体划分为十七种，从这一文体分类渐趋增多的现象我们可以看到古人对于文体的分类经过了由不自觉到自觉，不明晰到渐渐明晰的渐进过程。

关键词：《汉志》“诗赋略”《隋志》“集部”文体分类意识

《汉志》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史志目录，它将天下书籍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六类，对于文学更是单独设立了“诗赋略”一类。但从“诗赋略”的分类及所收篇章来看，它仅仅收入了赋和歌诗两种文体，由此可见，“诗赋略”的文体样式单一。从这一现象中我们也大可推知，汉以前古代文人的文体分类意识尚不明显。《隋志》的“集部”与《汉志》的“诗赋略”相比，则明显看出至隋朝，古代文人的文体分类意识已非常明晰。这主要体现在“集部”所作的文体分类方面，它收入了楚辞、诗、文、赋、论、颂、书、赞、箴铭、训诫、碑集、诏、启事、表、策、诽谐文、法集十七种文体类别。由《汉志》“诗赋略”的两种文体到《隋志》“集部”的十七种文体，这一变化充分反映了由汉至隋，我国古代文人的文体分类意识日益明晰，渐趋自觉，文体划分逐渐繁密。

一、两汉之前，文体分类意识的淡薄

先秦时代，文史哲不分家，文学一直都是作为政治的附庸而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之内的。它常常与我国古代的经典“六经”相互包容，互相渗透，文学本身并未形成自身独特的文体风貌。即便这样，也并不是完全不存在文体分类，这主要体现在先秦时代的很多典籍中就已经表现出了文体划分的潜意识，只是不特别明显。如《尚书》就有对于典、谟、训、诰、誓、命的区别划分。《周礼·大祝》有辞、命、诰、会、祷、诔“六辞”说的划分。《诗经》更是按照风、雅、颂进行了细致的划分。可见，我国先秦时代就已出现了文体的分类现象，虽不明晰，但也确实存在，不能忽视。

两汉之际，政治统一，社会安定，朝章礼制完备，文章写作日渐繁盛，许多文体都在此时期产生并大量涌现。如汉乐府诗的确立；五言诗的创制及日渐成熟；七言诗的萌芽与产生；赋体文学的蔚为壮观，出现了枚乘、司马相如、扬雄等一批名家；“史赞”创作的繁盛等。

由前秦两汉的文体分类情况看，我们可以明确地知道其时文体分类的意识已明显存在，但《汉志》“诗赋略”却仅仅将文体划分为赋和歌诗两种。由此推之，两汉之前，古代文人的文

体分类意识较为淡薄，并未注意到文体分类的重要性及各种文体对于不同写作要求的现实意义。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体分类意识的加强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文学创作的自觉时代，文学逐渐脱离了政治的附庸而向自己本身注重审美的方向演化。文人在进行创作时，“在体认作家个人风格的同时，也非常注重个体文体风貌的辨析”。这种现象突出表现在经过曹魏父子的提倡、邺下文人风气的浸染之后，文学与文人的个人生活联系更加紧密，人们也越来越重视文学对于体现个人生活情态的重要意义，文学大家族的大量出现就是很好的说明，如谢氏家族与王氏家族。这种文学创作上的彬彬之盛导致文学批评著作的大量涌现，他们对诗、赋、散文等各种文体都进行了细致的分类。曹丕的《典论·论文》有“夫文体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在这里，曹丕将八种文体更为细致地归为四类，并指明了各种文体自身相应的一些特点。陆机《文赋》中写道：“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以闲雅，说炜晔而谲狂。”陆士衡更是对十种文体的风格进行了不同的划分。这种对于文体的划分意识体现更明显的是西晋挚虞的《文章流别集》。虽然《文章流别集》今仅存十余则，但这十余则的主要内容便是对于文体的专门论述。从现存的佚文看，其所论文体主要有颂、赋、诗、七、箴、铭、诔、哀辞、哀策、对问、碑、图谶等。此外，刘勰的《文心雕龙》及昭明太子的《文选》集前人之大成，也对各类文体进行了划分。如《文心雕龙》上半部分从《明诗》到《书记》二十篇中囊括了其时的各种文体，仅篇名提及的就有骚、诗、乐府、赋、赞、祝、盟、铭等三十三类。与刘勰的《文心雕龙》相比，萧统的《文选》更进一步对文体进行了区分，分为赋、诗、骚、七、诏、策、令等三十八类。

南北朝时期的“文笔之辩”更是时人文体分类意识日益明确的重要说明。文与笔的划分最早见于颜延之，据《宋书·颜竣传》载：“太祖问（颜）延之：‘卿诸子谁有卿风？’对

曰:‘竣得臣笔，测得臣文。’”在这里，颜延之将文、笔对举，虽然刘勰在其《文心雕龙》中批评过颜延之“文笔之辩”的划分是错误的，但撇开是否正确的层面讲，这种“文笔之辩”确是对文体划分的重要见证。刘勰在其《文心雕龙》中有：“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夫文以足言，理兼《诗》《书》，别自两名，自近代耳。”在这里，刘勰对于文、笔的划分更为明确，他定义合韵律的为文，不合韵律的为笔，也就是美文与实用文的划分，即将诗、赋、颂、铭颂等押韵的文体归为“文”这一类；把诏、奏、表、论等不押韵的归为“笔”这一类。“文笔之辩”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南北朝时各种文体大量涌现的结果，从这种文体的划分意识来看，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魏晋时人们文体观念的加强，与前代相比，这种文体分类意识的进步正是文人重视文学这一文类的重要显现。

三、隋唐时期，文体分类意识的自觉

文体的分类，经过先秦两汉的无意识与不明晰，到魏晋南北朝的进一步发展，至隋唐时期文体的分类意识成为一种自由自觉。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隋唐时期文学作品表现领域的不断扩大，表现技巧的日益丰富，文章体裁的进一步发展，新文体的不断产生。正是基于这样的创作背景跟创作倾向，隋唐文体的分类意识才发展为自由自觉的。刘善经承接曹丕、陆机的文体论，在其《四声旨归》中有《论体》一篇有言：“称博雅，则颂、论为其标；语清典，则铭、赞居其极；陈绮艳，则诗、赋表其华；叙宏壮，则诏、檄振其响；论要约，则表、启擅其能；言切至，则箴、诔得其实。”在这里，他谈到了颂、论、铭、赞、诗、赋、诏、檄、表、启、箴、诔这十二种文体。直到《隋志》的“集部”总序有言：“古者登高能赋，山川能祭，师旅能誓，丧纪能诔，作器能铭。”又言：“时移治乱，文体迁变。”这里明确指出了文体变迁的原因及各类文体的作用，局限就是这里的文体划分都是对于“古者”而言的，对于今之文体的划分则主要体现在集部所收入的作品中。集部共分为三个类目，有楚辞类、别集类及总集类。楚辞一类收集楚辞及与楚辞研究相关的一类著作；别集类主要收入单个作家的作品，上自楚兰陵令荀况，下至著作郎王胄，“观其体势而见其心灵，故别聚焉，名之为集”，并“依其先后，次之于此”。别集一类共收集了著作四百三十七部，四千三百八十一卷，真可谓是众体兼备。但最能体现唐人分类意识的当属收录在总集一类的著作，从总集的目录中我们便可大体窥见唐人的文体分类意识。如将赋这类文体归于九十二卷的《赋集》中，将书类著作归于以一卷为代


表的《大隋封禅书》中，颂类著作归入一卷本的《靖恭堂颂》，诗作类著作归入十卷本的《诗集钞》，箴铭之作归入十四卷本的《古今箴铭集》，训诫一类归入一卷本的《诸葛武侯诫》，书画赞归入一卷本的《赞集》，碑集之作归入二十九卷本的《碑集》，论作归入二卷本的《设论集》，文集归入三卷本的《梁代杂文》，诏令之作归入二卷本的《魏朝杂诏》，表文归入是一卷本的《梁中表》，启事之作归入三卷本的《山公启事》，策文归入一卷本的《策集》，诽谐文等著作归入三卷本的《诽谐文》，法集类著作归入百七卷的《法集》，共分文体十六种。再加上第一类的楚辞类作品，《隋志》“集部”共收入十七种文体，这种文体分类的繁密正是对前代文体分类的进一步提升，是文体分类意识的自觉，也是文体自身不断发展壮大的结果。

由此可见，从《汉志》“诗赋略”到《隋志》“集部”，文体的分类意识从不明晰到明晰，不自觉到渐渐自觉，从这一比较中也印证了自汉至唐文体观的演进过程，是我国古人文学观念进步的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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