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乡村教师点亮乡土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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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乡村教师点亮乡土文明

作者：暂无

来源：《教育家》 2016年第5期



文／吴颖惠

儒家文化起源于中国两千多年前的农耕文明。中华文明又被称为乡土文明，广袤的中华大地孕育了灿烂的中华文明，而传统乡村中广泛存在的大量私塾、祠堂、宗族、家谱、家庙和家族祭祀礼仪，又成为延绵不绝儒学文化的有效载体，构成了传承数千年之久的儒学乡土文化体系，培育了传统乡村忠孝仁厚的风俗，成为中华文明经久不息的生命源泉。儒家文化的根脉在乡村。儒学关于尊尊亲亲、老老幼幼、上下有序、内外有别的社会秩序设计，关于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的道德品行要求，则成为维系社会安定最为坚实的情感与制度保障，是儒学文化发展的思想。

在当今大力倡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复兴的时候，我们必须把目光再次投向“乡村大地”。儒家文化就扎根在以农业为本的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之中。儒学大家牟钟鉴先生曾经说过：只有乡村文化的复兴，才能有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的复兴。只有根深，才能叶茂。在中国社会走向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的进程中，必须保护、重建乡村社会和乡村文化，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基所在，这对于传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但是现实中的中国乡村是什么样子？在现代化过程中，乡村社会不断被边缘化，乡村文化出现虚化、空心化问题，农村社会结构面临破碎后，乡村也逐渐走向消失，不少农村人外出务工以求家庭脱贫致富。乡村原有传统的一套完整的教化体系，比如私塾、宗祠、族长、乡绅和家教系统逐渐消失，导致乡村道德养成和自治秩序基础的动摇，摧毁了儒学的“ 根脉”。可见，新农村建设绝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重建被破坏的乡村文化生态，重塑乡村的人生价值和教化体系，才是新农村建设的当务之急。

最早关注乡村文化重建的是一批文化学者。北京和山东的一些学者们在山东泗水县委、县政府的鼎力支持下创办尼山圣源书院，致力于乡村文明重建，从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开始探索。尼山圣源书院位于尼山脚下，离孔子诞生的夫子洞只有八百米。书院被北东野村、夫子洞村、周庄等村庄环抱，鸡犬之声相闻，沉浸在浓郁的乡土氛围之中。尼山圣源书院的教育与文化重建活动从乡村礼乐文明的重建开始，比如成童礼、开笔礼、冠礼、婚礼、射礼、释奠礼等等，并在课堂上教导村民如何给孔子和讲课的老师行拜师礼，青少年还要给在座的长辈们行敬长礼。学者们依托书院探索建立专业性的乡村儒学推广组织，定期开设两次乡村儒学课堂，即使农忙时节也不间断。

乡村文化的复兴要靠人，要靠有学之士、有志之士，特别是要靠农村有志之士来点燃，来引领。乡村文化复兴要靠乡村里的“知识阶层”，在乡村文化复兴中，一些文化界人士甚至提出“新乡绅制度”能否重建的问题。在这里，我们提出乡村教师的问题，乡村教师在乡村文化建设中到底处于什么样的地位，要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乡村教师在教书育人的同时，能否成为乡村文化建设的主体力量？儒家道德中有一些基本的人伦规范，如孝悌诚信、礼义廉耻，能否通过乡村教师的言传身教，在广大的农村里得到广泛的传播与弘扬？这可能是乡土文化建设的最为现实、也最可以依靠的一股强大的力量。

2015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国办发〔2015〕43号），该计划将全面提高乡村教师思想政治素质和师德水平，拓展乡村教师的补充渠道，让城市优秀教师“下得去”，确保乡村教师留得住。按照国家行政区域的划分，就是在


村中心区和在村庄工作的行政区的老师叫乡村教师。目前我国在乡村工作的教师达330万人，成为乡村教育的骨干力量。

据教育部教师司许涛司长介绍，近年来整个乡村教师队伍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积极、阳光、向上成为乡村教师的新形象，他们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乡村教师。特别是教育系统实行了十年特岗计划后，56万大学生走进了乡村，他们给乡村加入了非常新鲜的血液，成为乡村文化建设的主体力量。乡村教师不仅仅是在发挥教育作用，他们还在整个乡镇里面、在乡村里面发挥了很大的文化引领作用，包括新去的小老师。因为他们去了，这个乡村开始有了水冲式厕所；因为他们去了，他们都成为了乡村很多活动的筹划者。这种例子在乡村教师队伍中比比皆是，乡村教师在乡村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乡村文明建设，除了乡村已经建立起来的政府管理体系以外，还需要依靠乡村的文化知识力量，特别是要依靠、信任、尊重乡村教师。随着义务教育普及，我们国家农村学校是越建越漂亮，学校电教设备也比较完善，完全能够承担起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乡村教师应该成为乡土文明建设最可以依靠的重要力量之一。

但是，乡村教师能不能承担起乡村文化复兴的任务呢？这既有农村教师职业生存状态问题，又有村民对教师尊重、信任问题。教师想要受到社会的尊重，首先要教师自己尊重自己，尊重自己神圣的职业地位。教师的任务是什么？就是传道、授业、解惑。教师要传授为人之道，即做人的道理；要传授为学之方，通过读书学习改变人的气质，提高人的德行；解“偏蔽”之惑，消除学生对问题的片面性、绝对化认识。

古代乡村教育中的私塾体系，尤其是塾师的作用决定其在乡土文明中的形象和地位。传统乡村社会的教育，主要是启蒙教育。承担启蒙教育的老师，被称为塾师。在旧时，塾师有众多不同的敬称，如“ 西席（ 宾）”“ 山长”先生”“ 老师”等。

启蒙教育是为人的一生奠基的工作，被看成是一个人终身事业的根本，被看作是一个人一生乃至一个家族成败之所系。品行、学识、尽心和善教，正是传统社会为了完成启蒙阶段的使命而向塾师提出的任职资格要求。因为启蒙教育事关重大，塾师不仅要尽心职事，恪尽职守，而且要掌握训读之方，善教会教。

在现代文学作品中，特别是在大量“ 批儒”的作品中，塾师常常被描写成“孔乙己”式的社会形象，似乎塾师不过是一副学识浅陋鄙俚、为人穷酸迂腐的形象，读白字、念破句、不懂装懂、强作解人，是塾师最通常的样貌。但其实在中国几千年的农业社会里，塾师之职通常由经过童试而取入府、州、县学学习的生员，也就是俗称的秀才来担当的，这些塾师“ 熟悉风土，品学兼优”，非常受人尊敬，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塾师作为古代乡村的知识分子，是当地的知识精英，他们以研习儒家学说为己任，以传播知识为专职。人们按照知识精英的标准来看待他，他也以知识精英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自觉主动地承担作为一个知识精英所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在乡村社会，塾师除了教学工作之外，还承担了乡村社会中几乎所有和知识有关的工作，比如：为别人的孩子起名命字；为人撰写墓表、墓志铭；逢年过节为别人拟撰并书写对联；帮助本族甚至其他宗族编修家谱；甚至观天文、查地理，为亲邻占卜吉凶、推算人生命理、看相、堪舆等等。

传统社会塾师在农村地位是“受人尊重”的，而当代乡村教师则由于“窘迫的生活状态”，由于政策重视和投入不足，导致逐渐失去这种受人尊重的“神圣地位”。当前农村教育还存在许多问题，比如，师生比、班师比的问题，留守儿童教育的问题，缩小城乡差距的问题，农村办学设施条件的问题，农村一专多能、全科教师的问题，乡村教师生活境遇问题，乡村教师职业培训问题，农村教育目标与走向不明确问题，等等。这些都直接关系乡村教师地位与作用的发挥。


要发挥乡村教师在乡土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就必须从农村政策导向做起，彻底改变乡村教师被“边缘化”的趋势。乡村教师是乡村发展的宝贵财富，乡村教育之于乡土文明的意义，从古至今都有着极其强烈而深刻的内涵，这个传统断不可废。乡村教育的兴旺，让乡村学校成了乡村的精神家园、文明乐园，直接带来了乡土文明的繁荣。而乡村教师用良好的校风影响家风、改变民风，促进了乡土文明，也唤醒、传承和引领了乡土文明。

今天的乡村教师，大多数都是接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享受国家工资待遇，具有相应的教师资格证书，从学识方面讲，是过去的“塾师、秀才”所没法相比的。

但是进入现代社会，随着教育普及，特别是社会政治治理体系的变革，却让乡民们对乡村教师不再“心存敬畏”，这是乡村教师最为尴尬的生存状态。我们提出一个朴素的儒学文化复兴之梦，就是用乡村教师影响乡村文化，用良好的校风影响家风、改变民风，就是通过发展乡村学校，成长乡村教师，来继承和发展乡村文化。

但在现代农村社会中，政府行政的力量仍然是非常强大的，教师在乡村里的影响力是极为有限的。因此，只有成就了乡村教师，让他在区域当中有话语权，有被尊重的感觉，乡村教师才可能有机会、有动力去促进乡村文明建设。

另外，政府要在广大农村里大力树立“ 尊师尊教”的社会风尚，应该大张旗鼓弘扬这种社会风尚。

要让乡村里的人尊重教师、信任教师、依靠教师，乡村文化的复兴才有希望。当然，乡村教师能否赢得社会广泛尊重，除了学识以外，最重要的还有一个品行问题。北京师范大学的校训是“ 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作为教师，应当是社会的榜样和模范，这是一个神圣的职业，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曾经是人类社会最圣贤的职业之一，“天地君亲师”，强调师道尊严。教师的职业关系着千秋万代、子子孙孙，其职业的神圣性就体现在这里，教师德行、品格尤为重要。教师传的是为人之道，即做人的道理，一切都应围绕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具有高尚品德的人来教学。北京大学楼宇烈先生认为，作为教师就应该在三个方面从事工作：“传为人之道，授为学之邦，解偏蔽之惑。”教师的教育，要教之以爱，育之以礼，启之以智，导之以行。可见，乡村教师自身也有一个文化、品行修养问题。我国优秀儒学文化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 明德至善、正心诚意”，这刚好成为乡村教师人生修养课程。乡村教师只有在传播传统文化过程中，不断提高自身文化修养，才能够真正成为受人尊敬的“仁爱之师”。

总之，最早中国农业时候依靠的是民间自治，所谓“ 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从明清开始，乡绅作为官吏和乡民的过渡阶层，扮演着国家和乡村之间的“调节器”。

自清末以降，乡村的精英是单向往城里流而且不再回来，荣归故里的制度没有了；从民国时期用保甲制代替乡绅制，乡村原来所保持的气质和风度就逐渐式微了。乡村精英群体缺失是导致乡村文化衰落的重要原因。乡村文化建设要充分依靠乡村教师，乡村教师对当地文化的影响，对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播，丝毫不亚于文化大家远行千里来“传经送道”。教育子女，化及乡民，应该成为新时代乡村教师的责任与义务。

（ 作者单位：北京市海淀区教育科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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